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委托理财因操作便捷、依赖“熟人信任”的特点广泛存在，但缺乏规范的交易模式常导致纠纷频发。赵某与刘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涵盖了委托关系认定、无偿/有偿委托区分、受托人义务履行、过错责任划分等核心法律争议点，其从起诉、举证、庭审到终审执行的全流程，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了清晰的裁判逻辑与风险警示。本文结合双方提交的起诉状、证据材料、一二审判决书等文件，对案件进行全面解析。
一、案例基本案情:委托理财“暴雷”引发的资金追索
(一)委托关系建立：基于“熟人推荐”的资金交付
2023年，赵某经朋友刘某推荐，委托其代为购买AI理财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通过微信沟通明确委托事项，赵某分三次向刘某交付资金，累计50余万元。
刘某在沟通中承诺“每日返息、到期还本”，并提及项目由“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本息保障，且独自掌握理财平台账户名及密码，所有投资操作由其单方完成，赵某仅通过微信获取刘某反馈的“收益记录”。
(二)风险爆发：平台“暴雷”与资金无法追回
2023年6月13日，刘某发现理财平台提现功能异常，但未及时告知赵某;6月16日，刘某才通过微信告知赵某平台提现异常，并发送平台公告截图。
6月20日，赵某要求刘某返还已产生的收益，刘某通过案外人齐某向赵某转账20000元，后以“银行卡被冻结”“平台无回款”为由拒绝继续返还资金。因协商无果，赵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委托理财合同并要求返还剩余本金元及利息。
二、核心争议焦点与证据交锋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围绕“法律关系性质”“资金流向真实性”“过错责任划分”三大焦点展开举证与抗辩，核心证据与观点如下：
(一)焦点一：双方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还是“好意施惠”
赵某主张：
双方存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接受委托并收取资金，自主操作账户交易，符合“受托人按委托人指示处理理财事务”的委托合同特征;且刘某在群聊中主动推广案涉项目，并非单纯“好意帮忙”。
刘某抗辩：
双方是“好意施惠”而非委托关系。其多次要求赵某自行下载APP操作，赵某因“下载不了”请求代为购买;且未收取任何报酬，微信回复“我们之间不讲这个”“挣了都给你”，属于无偿帮忙，不应承担平台“暴雷”的损失。
证据支持：
法院结合中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认定双方构成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排除“好意施惠”。
(二)焦点二：刘某是否将资金实际投入约定平台?
刘某举证：
提交银行转账流水，主张已将赵某资金转入平台指定账户，与赵某交付金额一致。
赵某质证：
对流水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流水仅显示资金转入自然人账户，无平台出具的“充值凭证”“项目购买记录”佐证;且刘某从未提前告知“资金需转入私人账户”，无法证明这些款项与案涉三个AI项目的关联性，不排除资金被混同或挪用。
法院认定：
刘某未能提供平台官方文件证明“李某、李仲山等为平台指定收款人”，且未向赵某报告资金流向，无法证明资金实际投入约定项目。
(三)焦点三：双方对资金损失是否存在过错?
赵某主张刘某存在过错：
1. 未履行报告义务，从未提供项目购买凭证、收益流水，隐瞒资金流向。
2. 未按指示操作，赵某于2023.6.10要求“每日提现”，刘某6月13日提现失败后未及时止损，也未告知风险。
刘某主张自身无过错：
1. 已每日提取收益并向赵某报告。
2. 资金转入私人账户是平台规则，赵某“认可APP购买方式即推定认可资金流向”。
法院认定：刘某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披露资金流向私人账户)、未按“每日提现”指示操作(提现失败后未及时告知)，对损失存在过失;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日利率2%”的高收益项目未尽审慎义务，且连续追加投资，自身亦有过失。
三、一二审裁判逻辑：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
(一)一审判决：按过错比例划分责任
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受托人按指示处理事务)、第九百二十四条(受托人报告义务)，作出如下裁判：
1. 合同解除：因平台“暴雷”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均同意解除，故确认合同关系解除。
2. 责任划分：刘某未履行报告义务与按指示操作义务，承担50%责任;赵某未尽审慎义务，承担50%责任。
3. 判决结果：刘某向赵某支付200000元及利息。
(二)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明确“无偿委托下的重大过失认定”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核心上诉理由为“双方是无偿委托，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担责，其仅存在一般过失”。法院最终作出判决，维持一审结果，裁判逻辑如下：
1. 无偿委托的认定：虽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报酬，可认定为无偿委托，但《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规定“无偿委托中，受托人因重大过失造成损失需赔偿”。
2. 刘某构成重大过失：一是，未报告资金流向私人账户，导致赵某对风险认知不足;二是，6月13日提现失败后，未及时告知赵某，延误止损时机;三是，无法证明资金实际投入约定项目，存在资金管理过失。
3.责任比例合理性：一审按50%划分责任，与双方过错程度(刘某未履行核心义务、赵某未尽审慎义务)匹配，无需调整。
四、执行阶段：义务履行与强制措施解除
2025年8月，刘某按终审判决向赵某足额支付200000元及利息，本案债权债务结清。赵某向法院提交《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申请书》，法院审查后，依法裁定解除所有强制执行措施，案件最终闭环。
五、案例典型启示：委托理财的“避坑指南”
赵某与刘某案作为民间委托理财纠纷的典型案例，为委托人与受托人提供了三大核心启示：
(一)委托理财需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核心权利义务
双方因无书面合同，导致“委托范围”“报酬约定”“风险承担”等关键事项存在争议。实践中，委托合同应明确：
1. 资金用途与投资项目(避免受托人擅自变更投向)。
2. 受托人报告义务的具体内容(如每周提供资金流水、项目进展)。
3. 收益分配与风险承担规则(避免“高收益”口头承诺)。
(二)受托人需严格履行“审慎义务”，无偿委托不代表“无责”
本案中，刘某虽为无偿委托，但因未报告资金流向、未按指示操作，仍因“重大过失”承担责任。受托人需注意：
1. 及时向委托人披露资金流向，尤其是“转入私人账户”等异常情况。
2. 严格按委托人指示操作，操作异常时第一时间告知并协商止损。
3. 留存平台官方凭证(如充值记录、项目购买合同)，避免“口说无凭”。
(三)委托人需警惕“高收益陷阱”，尽到基本审慎义务
赵某因轻信“日利率1.38%”“零风险”的宣传，未核查平台资质便连续追加投资，最终导致损失。委托人应：
1. 核查理财平台是否具备金融监管资质(避免参与“无资质、高息”的非法理财)。
2. 拒绝“熟人推荐”的盲目信任，要求受托人提供平台官方文件。
3. 避免“追加投资”的冲动，对收益远超行业水平的项目保持警惕。
六、结语
民间委托理财纠纷的本质，是“信任”与“规则”的失衡。赵某与刘某案表明，即使基于熟人关系，委托理财也需以“书面合同定责、透明操作避险、审慎判断防坑”为原则——唯有双方均守住法律与风险的底线，才能避免“资金损失”与“朋友反目”的双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