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执业经历：</h2>l2023年7月至今，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h2>代表案例：</h2>l聚纳达（青岛）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力恩生物医疗有限公司、科力恩新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l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票据诈骗罪等刑事案件辩护
<h2>学习与培训：</h2>l中国海洋大学 法律硕士
<h2>著 &nbsp;作：</h2>l《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问题研究》 l《夫妻公司应否被认定为一人公司问题研究》 &nbsp;

2025年11月9日至14日，青岛市律师行业新发展党员党性教育培训班(第二期)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多家律师事务所的48名律师党员参加了本次培训。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王欣，以及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马晓洁、王祥全程参与学习。为期六天的培训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知青在陕北插队七年的经历为主要学习内容，引导党员律师回顾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筑牢&ldquo;为人民执业&rdquo;的信念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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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班依托延安地区丰富的红色教学资源，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及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律师们深刻领悟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党员律师们走进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及宝塔山，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梁家河知青旧居，在理论及现场教学中接受精神洗礼，在延安革命热土上领悟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律师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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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业仪式上，王祥同志作为学员代表发言。他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共产党人有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一心为民，带领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让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如今，时代的交接棒递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在本次深刻学习、领悟延安精神后，作为一名党员律师，在&ldquo;十五五时期&rdquo;，律师党员更要坚持&ldquo;为人民服务&rdquo;，&ldquo;为人民执业&rdquo;，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部分贡献自己的力量，深入基层、艰苦奋斗，共同贯彻落实&ldquo;司法为民&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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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欣同志在培训感悟中谈到，为期六天的培训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与精神洗礼，通过理论和实地学习，她深刻领悟&ldquo;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rdquo;的延安精神。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律师，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投身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公益服务，以&ldquo;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dquo;为目标，将延安精神的滋养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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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党支部书记马晓洁同志担任培训班第三组组长，负责本组学员纪律管理、主持小组讨论、传达各项通知等，并协助老师、班长完成资料汇总、素材拍摄、新闻稿编辑等工作。延安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延安之行将历史寻访与实务研讨紧密结合，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次务实的能力淬炼。通过这次培训，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党员律师，要以延安精神为指引，以马锡五同志为榜样，改进工作作风，在服务群众中增长才干，提升本领，把个人成长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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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ldquo;实事求是&rdquo;是执业之基，要求我们恪守事实依据与法律准绳;&ldquo;艰苦奋斗&rdquo;是攻坚之刃，激励我们直面复杂疑案，以专业与毅力探寻公正;&ldquo;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dquo;更是初心所系，铸就法律工作的根本价值与温度。通过此次培训，青年党员律师们必将以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以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优的执业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贡献律师力量。

德和衡（青岛）律师所、德衡律师所青年党员律师在延安参加党性教育培训班（二）

近日，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成功入库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库招标，入库范围包括民商事一类、二类、三类，以及知识产权、行政争议、刑事、常年法律顾问、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业务、投融资项目金融保险业务、土地房产业务等共10个包件。
　　本次招标共划分12个专业包件，吸引了国内多家知名律所参与。德和衡(青岛)凭借在大宗贸易、投资并购、知识产权、行政争议、刑事等领域的专业积淀，在资质审核、业务能力、团队经验等多维度评审中脱颖而出，成功覆盖10个业务包件。
　　此次中标，标志着德和衡(青岛)在再生资源行业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度拓展。德和衡(青岛)一贯注重专业发展和创新法律服务，近年来致力于&ldquo;法律+&rdquo;法律服务新模式，在产业法律层面，深度融合产业实际需求，进行开发探索和业绩拓展，已在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海洋经济、生物医药、高分子金属材料、现代物流、智能家电、食品行业等领域积累成熟的产业法律服务经验和业绩。未来，德和衡(青岛)将持续深化行业研究，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同时依托律所平台优势，推动跨区域、跨领域协同服务机制建设，实现资源整合与效能优化，推动再生资源行业法治化进程，为大型央企提供更具价值的法律服务。
　　德和衡(青岛)凭借在证券和资本市场、跨境投融资并购与争议解决、公司商事法律服务、金融法律服务、基金信托、房地建工、知识产权、国资国企与环保、高端商事争议解决、刑事业务等领域的卓越表现，荣获多项行业推荐和荣誉。此次参与入库招标，德和衡(青岛)针对各个包件的专业要求，结合再生资源行业特点，由高级权益合伙人、权益合伙人牵头，组建了跨领域复合型团队，体现了律所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团队律师凭借专业法律知识与丰富实战经验，于各专业领域提供涵盖诉讼代理及非诉服务的全方位法律支持，赢得客户认可。
　　本次入库团队
　　民商事一类(大宗贸易类合同纠纷、买卖租赁类纠纷、建设工程类纠纷等)
　　团队负责人：张美萍
　　团队成员：张阳、李修超、郭玉萌、梁燕臣
　　民商事二类(投资并购类纠纷、担保借贷类纠纷、金融证券类纠纷等)
　　团队负责人：牟磊
　　团队成员：张美萍、纪雪、张阳、王少龙、贺翔、闫祎祯、王欣
　　民商事三类(劳动争议类纠纷、侵权类纠纷等)+常年法律顾问业务
　　团队负责人：李修超
　　团队成员：刘蒙蒙、纪雪、郭玉萌、柴燕
　　知识产权类
　　团队负责人：朱兵
　　团队成员：柴燕、杨涛、官玉梅、王世港、路妍
　　行政争议+土地房产业务
　　团队负责人：李修超
　　团队成员：牟磊、刘闺臣、郭玉萌、张旭东
　　刑事
　　团队负责人：柴燕
　　团队成员：田震、纪雪、孙甜甜
　　资本市场业务
　　团队负责人：曹钧
　　团队成员：张明阳、丁伟、包宇航
　　并购重组业务
　　团队负责人：张美萍
　　团队成员：牟磊、张阳、张明阳、刘莹莹
　　投融资项目业务
　　团队负责人：牟磊
　　团队成员：张美萍、李修超、张明阳、王少龙、张阳、贺翔、闫祎祯
　　团队负责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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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萍
　　高级权益合伙人
　　张美萍，一级律师，青岛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主任，青岛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中华全国律协涉外领军人才、山东省首批公司法及涉外领域双专业律师。山东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山东省律协常务理事及涉外争议解决委员会主任、青岛仲裁委国际贸易仲裁院院长等。获LegalOne 实务精英(公司商事)、IFLR年度最佳律师(金融和企业)。专业领域涵盖公司法律事务、跨境投融资与并购、国际贸易及境内外重大民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辐射20余国别区域，涉及橡胶制造、新材料、海工装备等十余行业。承办案件多次入选最高检、山东省高院、青岛中院典型案例，并获&ldquo;一带一路&rdquo;争议解决案例表彰。参与国家级《新文科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课题，多篇论文获省市级奖项及华东律师论坛一等奖。多次受邀为中国政法大学涉外培训班、司法部研修班授课，参加RCEP高峰论坛、中德国际仲裁论坛、香港律政司内地法律工作者培训等涉外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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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钧
　　高级权益合伙人
　　曹钧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曹钧律师自2000年起专注于公司、证券等律师业务，在公司首发上市(IPO)、并购、投融资、新三板挂牌、股权架构设计、股权激励、国企改制(混改)、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及公司股权纠纷等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曹钧律师成功承办了金现代、豪迈科技、青岛金王等多个IPO及新三板挂牌项目，担任鲁泰纺织、山东航空、山东海化等多家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为海尔集团、国信集团、招金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曹钧律师兼任青岛海纳能源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监事，青岛律师协会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和青岛尚和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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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修超
　　高级权益合伙人
　　李修超，二级律师，青岛市十佳青年律师，青岛市优秀律师，中国足协球员代理人。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管理主任、房地产业务部主任。青岛律协奖惩委员会副主任、商事诉讼与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专业领域涉及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法律事务、房地产、文体娱乐及投资并购业务，客户涵盖行政机关、高等院校、国资国企、上市公司、大型民营企业，服务深耕新能源、芯片制造、海洋医药、产学研平台建设等各行业。荣获ALB环渤海地区律师新星、《商法》年度最佳交易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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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兵
　　高级权益合伙人
　　朱兵，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律所全国知识产权业务中心执行总监，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
　　2022年山东首席知识产权律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青岛分中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入库专家、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协会入库专家、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技术调查官、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海外与中国专家联席工作站专家、青岛市科技局专家库专家、青岛市知识产权运营库入库专家、青岛市科学智库入库专家、青岛自贸片区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单位项目评审入库专家。
　　朱兵律师专业于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具有二十多年的知识产权法律领域执业经历，从事专利法律事务十余年，办理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代理与诉讼案件，对知识产权检索、挖掘、创设、撰写、管理、运营、保护都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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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磊
　　权益合伙人
　　牟磊，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权益合伙人，三级律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独立董事等资格，现任第五届济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第十届山东省律师协会资本市场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青岛市律师协会医药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市南区律师协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市南区律师协会律所建设发展、文体与会员服务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第九次、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曾获评市南区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2020-2024年度青岛市优秀律师等荣誉。擅长领域主要包括股权架构、公司治理、私募基金、投资并购、财富管理、医疗大健康等，服务客户涉及投资、能源、医药、物流、文化传媒等多个产业，善于运用商业思维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有效实现客户的合法权益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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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燕
　　权益合伙人
　　柴燕，民盟盟员，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三级律师。曾任职青岛市某人民检察院，具有助理会计师资格、基金从业资格和并购交易师资格，现任青岛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建设与宣传推广委员会委员，获评中国民主同盟山东省委员会优秀盟员、山东省律师协会全省律师行业&ldquo;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rdquo;主题业务成果征集案例刑事类一等奖等。
　　柴燕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犯罪等刑事案件、刑事控告案件、刑民交叉案件、民商讼裁案件、商业秘密保护案件等。办理的某上市公司被侵害商业秘密代理刑事控告、刑事诉讼及民事索赔系列刑民交叉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ldquo;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rdquo;、&ldquo;2023年山东法院十五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rdquo;、青岛市律师协会2021-2023年度青岛市律师&ldquo;知识产权十佳案例奖&rdquo;;青岛某贸易公司与济宁某房地产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纠纷案，入选青岛中院2018年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办理多起不起诉案件包括量刑10年以上诈骗类犯罪不起诉、撤销案件或解除取保候审案件、刑事控告案件以及取得缓刑、改变定性、量刑极大减轻等刑事案件。

德和衡（青岛）律师所成功入库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库

引&nbsp; 言
&nbsp;
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体系来看，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应开始于立案，终结于侦查终结。在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前提下，可以在法定时间内再次行使侦查权，但同时也会受到法定次数和时限限制，侦查权也受到管辖和程序性规则制约。上述阶段通过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进而获得的案件相关证据，才是合法获得的证据。但由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具体期限以及阶段，仅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基于此，在实务中法院面对辩护人提出的超出侦查期限收集的证据系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通常以超侦查期限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之一、公诉机关审查案件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无相关法律依据等理由不予支持。侦查权的制约与限制主要是通过侦查主体内部的权力自律性制约实现的，因此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在侦查终结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始终存在，应当限制在补充侦查期内，故侦查机关在无侦查权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不应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nbsp;
一、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来源
&nbsp;
&ldquo;侦查权&rdquo;是国家赋予司法机关带有国家强制力的一项权利，是伴随着国家解决犯罪问题而产生的一项国家职权，具有国家权力的一般特征。它也受权力运行普遍规律的支配和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108条的规定，侦查权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事实、缉获犯罪嫌疑人等而开展专门调查活动和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侦查权是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实施的专门强制工作和措施。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行为组成。
&nbsp;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补充侦查制度纳入立法，规定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可以进行补充侦查，确立了补充侦查制度的基本框架。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和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赋予了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条件、实施方式、侦查措施作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当人民检察院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开展补充侦查。
&nbsp;
在审判阶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204条、205条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可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若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审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297条规定，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收集和提供。
&nbsp;
根据上文所述，现有法律体系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具体期限以及阶段，加之现有补充侦查制度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如何衔接，公安协助补充侦查的范围并未予以明确、细化。因此，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是否能随意行使以及具体如何行使仍需法律、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nbsp;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限制与制约
&nbsp;
（一）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管辖限制
&nbsp;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相关规定，&ldquo;管辖&rdquo;实际为相关机关受理刑事案件权限的分工，对同一个刑事案件可能存在多个有管辖权的地域及机关。其中，地域管辖，是指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之间对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划分。因此，某地区公安机关对具体刑事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首先需要明确地域管辖，此后公安机关才能依法开展侦查工作。然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具体刑事案件并无管辖权，但仍然强行对案件进行侦查或立案侦查的犯罪不成立，然后对没有管辖权的案件进行侦查取证，并将收集的证据移送审查起诉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收集的证据应属于非法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nbsp;
以笔者团队办理的一起二审案件为例，甲（委托人）被A市公安局以票据诈骗罪立案侦查，后侦查羁押期限即将届满时，A市公安局发现甲另涉嫌挪用资金罪，决定对甲涉嫌挪用资金罪一案立案侦查（挪用资金罪A市没有管辖权），移送A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经两次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审查起诉期限即将届满时，检察院仅以票据诈骗罪提起公诉。A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本案在审理阶段历经三次延期审理及一次中止审理，在此期间，A市公安局提交补充起诉意见书，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为由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A市检察院向法院提交补充起诉决定书，认为甲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经仔细查阅案卷，我方发现前期立案侦查的挪用资金罪事实与后续补充起诉的事实并非同一事实，且A市公安局对于最终定罪的挪用资金罪并无管辖权，强行管辖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一审法院最终判决甲票据诈骗罪无罪，挪用资金罪缓刑。
&nbsp;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经济犯罪的，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nbsp;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经济犯罪的，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
&nbsp;
本案中，甲最终被定罪的挪用资金事实的行为地、结果发生地、工作单位所在地以及经常居住地均不在A市公安局的管辖范围内且该事实并未立案侦查。换言之，A市公安局在不具备管辖权的前提下，收集了证据材料，并作为起诉和定罪量刑的依据，严重程序违法。如果一个不具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起诉和定罪量刑的依据，那么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无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中所有的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nbsp;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程序性制约
&nbsp;
为适应对人权保障的需要和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刑事诉讼法》通过程序规则制约侦查权的行使，进而加强了对侦查权的控制。公安机关各部门间的横向制约和上下级间的纵向制约体现了侦查权的内部控制。公安机关通过部门规章对这种控制的程序流程进行细化。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实践中公安机关主要设置了以下程序性规则以规范侦查权的行使。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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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上述程序规则以规范侦查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制约了侦查权的行使，但是对侦查权的内部制约有流于形式的可能。此外，在违法侦查行为发生后，相关机关可以通过补救或惩戒等手段，为遭受违法侦查行为侵害的一方提供救济，例如赋予了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申诉或控告等。但目前，完善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机制尚未建立，程序性救济具有不彻底性，同时缺乏完整有效的违法侦查制裁体系，导致&ldquo;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rdquo;的现象普遍存在，违法侦查行为难以受到有效制裁。
&nbsp;
三、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终结
&nbsp;
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公安机关侦查权何时结束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应止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否则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检法分工负责的规定以及补充侦查的规定也将失去意义。下文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逐段分析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终结以及由于程序倒流导致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短暂恢复情形。
&nbsp;
（一）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应随着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终结。
&nbsp;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nbsp;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当侦查机关将移送起诉意见书，连同卷宗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后，表明侦查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经过侦查，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侦查活动依法结束，因此，侦查权也应随之终结。
&nbsp;
（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止于补充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nbsp;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5条规定，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法律文书后，应当按照补充侦查提纲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
&nbsp;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17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nbsp;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第34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nbsp;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第346条规定，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均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调查、补充侦查完毕。补充调查、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调查、补充侦查完毕移送起诉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nbsp;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当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刑事诉讼程序出现倒流，案件又重新回到侦查阶段。因此，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期内被短暂赋予侦查权，并将随着案件再次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而终止。
&nbsp;
（三）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止于补充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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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204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三）由于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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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205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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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第274条规定，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可以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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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第422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补充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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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 》第297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以及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及时收集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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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此外，与审查起诉阶段一致，侦查机关被短暂赋予侦查权，并随着案件补充证据完毕且移送检察机关后而终止。但在实践中，司法解释规定的&ldquo;提供协助&rdquo;极大概率转化为由检察机关交给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方面有违控辩平衡原则，另一方面违背了审判中心理论、审判中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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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的甲票据诈骗、挪用资金一案，A市公安局协助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所获全部挪用资金罪定罪证据都是在审判阶段超出侦查期限，即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收集的，属于非法侦查行为。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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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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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侦查权也应随之终结。因此，在案件没有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不应再对案件采取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部门规章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都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有继续侦查的权利。陈瑞华教授在《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五版第九章中提到：&ldquo;案件即使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合议庭或者公诉人仍然可以建议进行补充侦查，案件由此从审判阶段退回到审判前的追诉阶段。&rdquo;即审判阶段补充侦查能够将案件退回到审判前的公诉阶段，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ldquo;程序倒流&rdquo;。补充侦查在某种程度上让案件在一定期限内短暂进入侦查阶段，此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享有侦查权。这种程序倒流是为了对审前程序证据收集缺陷的补正，但是实质上增加了被告人羁押期限与诉讼风险，导致了控辩力量不平衡。如果侦查权不受诉讼阶段、不受时间的限制，无限期的侦查，势必导致公民基本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破坏控辩平衡，也必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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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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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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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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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律师，主要擅长领域为刑事业务、上市公司及证券诉讼纠纷解决等，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实务导师、北京市犯罪学研究会理事，曾任青岛市律师协会理事、山东省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青岛海关特邀监督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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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开始执业，办理了大量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法院判决无罪/免予刑事处罚、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侦查机关撤案的案件数十起，自2008年起担任多家政府机构法律顾问，参与多项地方政府委托立法事务及重大事故风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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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6620208177
邮箱：zhangbing@deh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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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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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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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实习律师，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历，主要业务领域：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证券诉讼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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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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