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主体，肩负着管理公司事务、维护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负责的多重职责。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和公司运营的多元化，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与问题，进一步引发了诸多法律争议与实践难题。董事离职不仅涉及董事个人权益的保障，还关系到公司治理的稳定性、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公司运营的连续性。近年来，因董事离职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不仅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也对市场秩序和投资者信心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以及董事离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一、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
　　尽管实践中常常将董事视为公司的管理者，但其法律定位并非简单的劳动关系，而更接近于一种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的认定，既在理论上有其深厚基础，也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可以追溯到民法中的委托理论。在法学理论中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法定代理说、信托说和委托说。法定代理说主张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应按照代理关系来处理;信托说则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一种信义关系，董事类似于受信托人;而委托说认为董事是接受公司委托管理公司事务的受托人。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董事与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再50号孙起祥与吉林麦达斯轻合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再审案件(以下简称&ldquo;孙起祥-麦达斯劳动纠纷再审案&rdquo;)中认为，公司依据章程规定及股东会决议聘任董事行使法定职权，董事同意任职并依法开展委托事项，公司与董事之间即形成委任关系，从双方法律行为的角度看实为委托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以下简称&ldquo;《公司法解释(五)》&rdquo;)第三条规定：&ldquo;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dquo;，尽管该条款未明确指出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但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以下简称&ldquo;《公司法解释(五)》答记者问&rdquo;)中提到，&ldquo;在我国公司法上，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并无明确的规定，但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统一认识，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rdquo;。同时结合民法理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ldquo;《民法典》&rdquo;)第九百三十三条&ldquo;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rdquo;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这种委托关系的法律性质已经得到确认。董事肩负着来自股东的信任与授权，其职权的行使受到股东的严格监督与规范。在履职过程中，董事需始终将公司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秉持忠实勤勉义务，确保公司各项事务的妥善处理与稳健运行。
　　(二)特殊情形下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1. 职工董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以下简称&ldquo;《公司法》&rdquo;)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分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职工代表，职工人数300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作为公司内部员工的代表，职工董事是由全体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民主选举方式选出的，以参与公司治理。只要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手续完备，他们与公司之间就保持着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
　　2. 非职工董事
　　(1)劳动关系与委托关系的并存
　　对于非职工董事而言，如该董事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则建立劳动关系。未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在公司全日制工作，担任其它岗位职务的，如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是兼任经理等岗位，除履行董事职责外，又参与执行公司事务，按月从公司领取&ldquo;工资&rdquo;，或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等，该种情形下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则需要综合考量。
　　在孙起祥-麦达斯劳动纠纷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从公司法的角度看，公司依据章程规定及股东会决议聘任董事行使法定职权，董事同意任职并依法开展委托事项，公司与董事之间即形成委任关系，从双方法律行为的角度看实为委托合同关系。但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委任关系并不排斥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即二者之间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还可以同时构成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孙起祥虽未与麦达斯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被任命为董事长的同时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融资、对外协调及财务管理等大量具体经营管理事务，受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和约束，麦达斯公司按月向其支付工资并委托外服公司代缴&ldquo;五险一金&rdquo;费用。故孙起祥因担任法定代表人而从事除董事职权以外的公司其他具体业务，并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等事实，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足以认定麦达斯公司与孙起祥同时形成委任关系和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
　　(2)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
　　对于未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但由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是兼任经理等岗位、与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董事而言，由于该董事任职期间未与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者的劳动关系是基于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从公司领取固定报酬等事实而形成的，如董事职务及其他公司职务解除，且公司未再安排其他工作，则其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基础已经丧失，事实劳动关系相应解除。
　　二、董事离职相关问题关注要点
　　(一)董事辞任退出关注要点
　　1. 非员工身份董事的辞任
　　新《公司法》第十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第七十条规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但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务。即，董事的辞任具备法律效力，自董事辞任送达公司之日起董事资格解除。
　　2. 员工身份董事的辞任
　　对于具有员工身份的董事而言，其与公司同时存在委托关系与劳动关系，这种双重身份的存在使得职工董事在辞去职务时需要特别注意辞任函的内容和表述。职工董事的董事职务来源于股东的委托，其职责是参与公司治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这一职务的解除属于委托关系的终止，需要明确表达其辞去的是董事职务。职工董事作为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之间还存在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解除通常涉及劳动合同的终止。然而，公司员工身份的解除与董事身份的解除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劳动关系的解除并不意味着董事职务的自动终止，反之亦然。因此，职工董事在离职时，必须在辞任函中明确指出其辞去的是董事职务，而不是仅仅提及劳动关系的解除。这种明确的表述对于避免法律纠纷和确保公司治理的连续性至关重要。明确区分这两种关系的解除，不仅有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正常秩序，也有利于保护职工董事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解任董事
　　1. 非员工身份董事的解任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ldquo;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rdquo;因此，公司在解任董事时无需提供具体理由，而董事以解任缺乏合理性为由请求撤销解任决定或确认解任决议无效的，通常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虽然解任理由不影响公司单方解任的权利，但它直接关系到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解任后的法律责任。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解任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仍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解任具有正当理由，则无需对董事进行赔偿;反之，若缺乏正当理由，则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如果公司与董事之间就解任补偿或赔偿有明确约定，通常会优先按照约定进行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董事在公司中同时担任其他职务并领取工资，但未单独就董事职务获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董事很难证明其因解任而遭受的损失，因此其要求赔偿的主张可能面临法院不予支持的风险。在案号为(2021)沪0114民初12791号的王某与安波福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ldquo;王某与安波福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案&rdquo;)中，法院认为委托合同和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董事解任补偿金标准，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
　　2. 员工身份董事的解任
　　与前文员工身份董事辞任类似，当董事同时具备劳动关系和委托关系时，其解任亦可能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解除董事职务，二是终止劳动关系。这两种情形需要分别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解除董事职务需由股东会作出有效决议，且该决议的程序和表决规则必须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其次，如果需要解除该董事的员工身份，公司还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ldquo;《劳动合同法》&rdquo;)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将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告知工会。只有在工会对该理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示认可后，公司方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若公司未遵循上述程序，可能会面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进而需要承担支付经济赔偿金等法律责任。
　　员工身份的董事被股东会决议解任后，其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与依照《劳动合同法》主张的赔偿请求权存在竞合。从法律规定角度来看，《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并未规定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董事只能从员工经济补/赔偿金和董事无因解任赔偿金之间择一索赔。从司法实务角度出发，王某与安波福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案的判决结果系因委托合同缺乏约定而导致基于委托合同的赔偿请求缺乏依据，而非因为通过经济补偿金获赔而否认其董事赔偿请求权。因此，存在被解任的员工董事同时主张员工经济补/赔偿金和董事无因解任赔偿金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解释(五)》答记者问中提到：&ldquo;无因解除不能损害董事的合法权益。为平衡双方利益，公司解除董事职务应合理补偿，以保护董事的合法权益，并防止公司无故任意解除董事职务。从本质上说，离职补偿是董事与公司的一种自我交易，其有效的核心要件应当是公平，所以本条强调给付的是合理补偿。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条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进行了相应指引。&rdquo;因此，根据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公司无因解任员工身份董事的赔偿标准遵循公平原则，在作为员工的董事已经通过劳动关系获得补偿时，法院或将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公司对董事依据《公司法》主张的赔偿金额。
　　三、结语
　　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主体，其与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是董事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核心基础。随着公司运营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复杂化，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董事离职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诸多法律争议与实践难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以及在特殊情形下董事与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及其解除的相关要点。
　　尽管公司法赋予了公司一定的单方解任权，但在实践中，公司仍需谨慎处理董事离职的相关事宜，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对于董事而言，明确自身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在离职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样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4/id/3863768.shtml，2025年2月7日访问。
　　6. &ldquo;孙起祥、吉林麦达斯轻合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再审案&rdquo;，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50号/2021.01.13。
　　7. &ldquo;王军奕与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案&rdquo;，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4民初12791号/2022.04.29。
　　8. 常腾飞：《董事离职相关法律实务初探》，https://mp.weixin.qq.com/s/T4Rw1bVEHgf0cUXxPhucEQ，2025年2月6日访问。
　　9. 刘秀：《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吗?可&ldquo;无因解除&rdquo;吗?》，https://mp.weixin.qq.com/s/hn-iw284hr639fWjhEunqg，2025年2月6日访问。
　　10. 许彤：《无因解任具有员工身份的董事的赔偿请求权竞合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IcTeTnyy5NsPeu6zkxuzZw，2025年2月7日访问。
　　11. 代石芳：《新&lt;公司法&gt;下，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辞任问题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EhyQeeRtPA8V2XDFvYMw0g，2025年2月7日访问。

李娟芳、刘雪莹：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董事离职相关问题分析

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因其无因性且易于流通，经常被当事人用于履行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的付款义务。但票据并非法定货币，日常交易活动中票据因各方原因无法兑付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在票据债权得不到清偿的情况下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并存时的法律关系，进而探究在二者发生竞合时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路径。
　　一、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的法律关系
　　(一)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的含义
　　1. 原因债权
　　票据的原因债权是指引发票据出票或背书行为的债权，出票人为了履行某一项金钱给付义务而签发或背书转让票据，其中的金钱给付义务对应的债权即为票据的原因债权，原因债权产生于票据签发或背书转让人与持票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虽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票据权利不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基础法律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ldquo;《票据法》&rdquo;)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此可知在我国，票据行为的发生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交易背景基础上。
　　2. 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付款人或承兑人要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追索权是指在付款请求权没有或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持票人请求其任意前手偿还票据金额及有关损失和费用的权利，追索权为第二顺序权利。
　　(二)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的关系
　　商事主体通过签发、背书票据清偿原因债务，在票据得到兑付前，票据签发或背书转让人与持票人之间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如票据债务得到清偿，原因债权随之消灭;在票据债务未得到清偿时，根据中国法院网公布的《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批)》，除当事人明确约定票据交付即消灭原因外，原因债权并不消灭，持票人对其前手既享有票据权利，也享有原因债权。
　　实务中多数观点认为原因债权并不当然因授受票据而消灭，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因票据债权未得到清偿而发生竞合。在(2021)京01民终3045号案件中，根据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以票据支付买卖合同货款，买受人的货款支付义务并非于票据背书转让之时即完成，而于持票人实际获得承兑后方才履行完毕。买受人向出卖人出具商业承兑汇票用以支付货款，但买受人始终未履行案涉汇票的付款义务。此时，出卖人有权放弃票据权利，基于双方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向买受人主张货款。以票据支付货款应推定为新债清偿，出卖人将买受人用以支付货款的票据背书转让后，票据兑付不能的，出卖人有权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请求买受人支付货款。但是，为了防止买受人面临双重支付买卖合同货款和票据款的风险，出卖人主张货款前须成为票据合法持有人。在(2019)最高法民终1341号案件中，根据裁判要旨：&ldquo;汇票只是支付工程款的一种手段，山河集团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且明确要求在本案中向宏信公司继续主张被拒绝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给付义务，此种情形下，应当尊重债权人根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选择，一审判决认定山河集团应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权利，将另行诉讼的不利益分配给了债权人，属认定不当&rdquo;。
　　二、票据因非持票人原因未得到清偿时持票人的权利行使
　　(一)票据权利和原因债权行使的可选择性
　　如果票据因非持票人原因未得到清偿，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并存，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需要考虑行使顺位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票据关系源于原因关系，但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票据权利人可以独立于原因关系享有票据请求权。票据请求权和原因债权请求权基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产生，二者的权利范围和义务主体均不尽相同。票据的无因性实质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即票据权利不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相应的，票据权利与原因债权的权利救济途径不是唯一的，当事人可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行使权利。
　　根据《票据法》第61条第2款，汇票到期被拒绝承兑的，持票人享有期前追索权。该种情形下持票人对票据未得到兑付不存在过错，且票据权利无瑕疵，因此根据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持票人既可以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也可以基于基础关系主张原因债权。原因债权不因票据权利的产生而当然消灭，票据的取得不代表持票人当然能够获得支付，只有当票据获得兑付时，原因债务才能最终完成清偿。实践中票据无法获得清偿的情形发生后，赋予持票人择一行使的权利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选择权的产生前提及具体的权利行使路径，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批)》中提到，&ldquo;从票据关系产生的原因和票据功能的角度考虑，持票人应先行使票据权利，未能实现债权的，可再行使原因债权。关于票据权利未能实现的判断标准，则以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未获满足即可，即在期限内提示付款被拒的情况下，持票人即享有选择权，既可以按票据关系向票据前手行使追索权，也可以依基础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原因债权。&rdquo;
　　(二)票据权利和原因债权各自的权利行使限制
　　1. 票据权利的行使限制
　　《票据法》第62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65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法定例外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虽然《票据法》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持票人的利益，除赋予其付款请求权外，还赋予持票人以追索权，但追索权作为第二顺序的权利，只有付款人拒绝付款或拒绝承兑而致使付款请求权难以实现时持票人才能依法行使追索权。持票人未行使付款请求权不得直接行使追索权，在未能取得拒绝证明情况下，若持票人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是权利人选择行使票据权利的限制原因之一。
　　2. 原因债权的行使限制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票据权利的无因性不同，依法成立的合同仅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在该原则的影响下，原因债权权利人不能向合同相对方外的其他人主张权利。在举证责任方面，合同相对方可以提出履行抗辩权、瑕疵履行抗辩权等抗辩理由，特殊情况下可以主张债务抵消。原因债权权利人对于其主张的事实负有较高的举证责任，且需承担因为举证不能而导致的败诉风险，这也构成原因债权的权利行使限制。
　　三、持票人怠于履行票据权利时的救济路径
　　票据到期持票人未获付款，既有承兑人拒绝支付时持票人权利选择的问题，也有持票人怠于履行票据权利时持票人权利认定的问题。
　　(一)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
　　根据《票据法》第18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换言之，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仍然享有民事权利，要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利益，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所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合法的持票人所享有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的产生基于对债权债务人义务平衡的考虑，尽可能减少票据法对于短期时效和票据严格的形式要件及保全手续的规定给持票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不利影响，避免持票人因票据权利的丧失而遭受不合理的损失。
　　持票人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为了&ldquo;维持失权持票人与出票人、承兑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防止出票人和承兑人因此获得不当利益&rdquo;。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系因其自身逾期提示付款的过错行为导致，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此时票据权利已经具有瑕疵，如持票人向其直接前手主张原因债权且其前手履行了原因债务，则原因债务人将无法获得充分的票据权利，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如因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导致丧失票据权利，持票人不能再主张原因债权而只能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二)持票人逾期未行使票据追索权
　　实践中存在持票人提示付款后因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被拒付，又未在六个月内行使票据追索权的情形，与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情形类似，该种情形系由于持票人的过错导致了票据权利瑕疵。一方面，根据《票据法》第17条第3款，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未在期限内行权的，追索权消灭。尽管如此，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依然享有其他权利，依据《票据法》第17条第1款，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因此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不因超过六个月未行使而消灭，仍然可以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另一方面，由于持票人未及时行使票据追索权，该票据上的权利已存在瑕疵，如持票人前手清偿原因债务后取回票据将无法向其再前手行使再追索权，持票人对前手再追索权的丧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将未在期限内行使票据权利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前手。因此，该种情形下实务中多数观点认为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而不宜以基础法律关系向前手主张原因债权。
　　四、结语
　　在票据债权无法得到清偿时，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发生竞合，如因出票人或承兑人拒绝兑付而导致票据债权无法清偿的，持票人在平衡二者行权限制后既可以按票据关系向票据前手行使追索权，也可以依基础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原因债权。如因持票人怠于履行票据权利导致票据债权无法清偿的，持票人因票据权利存在瑕疵而不能向前手主张原因债权只能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2004修正)。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3. 《票据权利与原因债权竞合的债权人选择权》，转自《金融纠纷疑难问题司法认定与要案判解》，朱丹主编，法律出版社，https://mp.weixin.qq.com/s/JD7wdgjf9pfKgU71lbrHCQ，2024年1月14日访问。
　　4.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批)》，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3/id/7861213.shtml，2025年1月14日访问。
　　5. 《深圳某科技公司诉某技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mdash;&mdash;以票据支付买卖合同货款时票据关系对原因关系的影响》，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民终3045号。
　　6. &ldquo;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rdquo;，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41号/2019.11.21。
　　7. 北京金融法院：《应收账款票据化转让后票据请求权与原因债权请求权并存的法律适用》，https://mp.weixin.qq.com/s/ZVPmP66qGULT-BB9iFznVw，2024年1月14日访问。

李娟芳、刘雪莹：原因债权与票据权利竞合情形下债权人的权利行使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人们健康养生意识的加强，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效果，使得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和需求增加，再加上近年来中医药政策持续利好，中医大健康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的可期性和抗周期特性，不仅全国公立医疗机构增设中医药服务项目，其他行业如药店零售、医美、互联网等积极投资中医医疗和健康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贺信中提到的那样，&ldquo;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rdquo;，中医医疗行业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投资热潮。
　　一、受社会资本青睐的中医医疗机构类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及相关法规，中医医疗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医院、门诊部、诊所等医疗机构，其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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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92531个，比上年增加12212个。其中：中医类医院6175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86317个， 中医类研究机构39个。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313 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11900个。由此可见增幅较大的是中医类门诊部和诊所。
　　相比较中医医院而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更受投资人青睐，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社会办医政策，特别是对中医诊所或个体行医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这些政策降低了社会资本进入中医领域的门槛。
　　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mdash;2030年)》，对社会资本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诊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区域卫生发展规划不作布局限制。
　　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要求促进有实力的社会办中医诊所和门诊部(中医馆、国医堂)等机构做大做强，实现跨省市连锁经营。
　　2017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再次明确开设中医诊所，只要向相关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就可以开展执业活动。
　　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社会资本进入中医领域的门槛，同时更是为社会办中医诊所和政府办中医诊所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第二、投资规模小和回报周期短。相比于中医医院，中医诊所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回报周期较短，风险相对较低，这使得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投资中医诊所。
　　相比较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和诊所的设立门槛较低也较为灵活。
　　中医诊所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疗法开展诊疗服务，以及中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事服务的诊所，中医药治疗率100%，这类中医诊所不得提供西医西药服务，不得开展存在不可控的医疗安全隐患和风险的技术，如中医微创类技术、中药注射剂、穴位注射等。
　　中医(综合)诊所是指以提供中医药门诊诊断和治疗为主的诊所，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85%。诊疗科目可为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民族医学科。开办中医(综合)诊所的建筑面积要求不少于40平方米。
　　中医门诊部是指以提供中医药门诊诊断和治疗为主的门诊部，中医药治疗率不得低于85%。至少设有三个中医临床科室以及药房、化验室、处置室等与门诊部功能相适应的医技科室。开办中医门诊部要求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此外，中医服务相对西医而言，属于轻资产模式，不需要过多的医疗设备投入，这降低了初始投资成本，使得社会资本更愿意投资。中医诊所相对于中医医院来说，更加灵活，易于管理和扩展。连锁经营的中医诊所可以快速复制成功的经营模式，实现规模化发展。
　　第三、中医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的预防和康复服务需求增加。
　　中医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这些理论不仅指导着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都有使用中药和中医疗法的习惯，如针灸、拔罐、推拿等。同时，中医注重预防和养生，提倡通过调整饮食、起居、情志等生活方式来维护健康，随着居民对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需求增长，中医诊所能够提供更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二、社会资本投资中医馆的风险
　　社会资本投资中医诊所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及监管风险
　　(1)政策与法规变动风险：中医药服务领域与国家中医药政策紧密相连，任何政策上的调整都可能引发行业内的连锁反应。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显著的风险点，可能导致中医馆在日常经营中面临突如其来的变化，进而影响其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行政审批手续风险：在中医诊所、中医馆方面可能存在未经备案即开业的问题，提供虚假材料备案、招聘没有相应资格的医生或药师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增加诊所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3)各地政策执行差异风险：尽管国家层面有统一的中医药政策指导，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政府可能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微调。这种执行力度和方式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中医馆在跨地区经营时面临不同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待遇，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和运营风险。
　　(4)监管力度加强风险：随着中医药行业的日益发展，监管部门对于中医馆的监管力度也在逐步加强。这主要体现在对服务质量、药品安全以及广告宣传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上。中医馆为了符合这些日益严格的监管标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进行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医馆的运营成本和经营压力
　　(二)业务经营风险
　　(1)违规经营带来的风险：社会资本投资中医馆时，需要关注中医馆是否存在资质手续不合规的问题，比如多点执业备案登记不完全、相关许可证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医馆主体资格的合法性。除机构资质外，相关医护人员因公具备资质，有中医药类相关专业背景，或者接受过中医养生保健专业培训并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
　　(2)不当宣传带来的风险：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宣传治疗作用，不得以中医药预防、保健、养生、治未病、健康咨询等为名或假借中医药理论和术语开展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牟取不正当利益，广告不得使用医疗用语。
　　(3)经营条件违规的风险：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当配备与所提供的服务项目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包括必要的急救设备，并保持室内清洁、空气流通，符合环保、消防的相关规定。
　　(4)信息安全管理风险：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应加强对服务对象相关健康信息的管理，保护服务对象的信息安全。
　　(5)诉讼纠纷风险：包括劳动纠纷、医患纠纷以及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之间股权纠纷，这些纠纷可能对中医诊所的运营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如已出质的股权违规转让，合作协议中权利义务不对等、保险覆盖不全面等都可能导致经济损失。
　　(三)商业模式不合理风险
　　传统的中医馆多为&ldquo;医生驱动型医馆&rdquo;，不论是个体模式还是连锁经营模式均是以&ldquo;医生&rdquo;为核心的诊疗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基本为&ldquo;医生+技术+患者&rdquo;，传统的诊疗模式过度依赖医生，因为医生自带技术，同时还能带来患者流量。
　　中医诊所的传统经营模式通常有以下弊端：
　　1. 盈利模式单一：目前大部分传统中医馆的盈利模式主要依赖医生开处方，中医医生是集诊疗、疗效、口碑、产业链、客户服务等于一身的角色，这种模式对医生的依赖程度很大，好的医生，特别是名中医都是稀缺资源，截至目前被评为国医大师的人员不过百人，过度依赖医生的模式无法驱动医生，导致中医馆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争夺名医的竞争力，争夺稀缺资源的成本导致中医馆连年亏损。其结果之一就是名医带来了流量，但未带来利润。
　　2. 技术和服务难以标准化：传统诊疗模式过度依赖医生，而医生可定点执业诊所有数量限制，此外每个医生擅长领域和经验不统一，单纯依赖医生开处方的诊疗模式限制了中医诊所规模化和连锁化的发展。
　　3. 缺少市场化运营的管理人员：根据现行的医疗政策的法规，中医诊所的负责人必须是具有资质的医师，很多中医诊所也成了医生经营的&ldquo;个体户&rdquo;模式，即使是社会资本投资的中医馆其招聘的管理人员是请在公立医院任职或者退休的院长、主任来做运营管理，其经营结果可能带来了利润，但带偏了医馆的生存发展模式，使得社会资本投资的中医诊所在短时间内无法跳出传统的经营模式。社会资本投资的中医诊所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打破&ldquo;医生驱动&rdquo;的诊疗为主的发展模式，培养出既了解中医行业又能跨界融合的经营管理人员。
　　中医诊所如不能打破&ldquo;医生驱动型、全流程管理&rdquo;的模式，必然形成内耗大效率低、成本高盈利薄的局面，无法建立起中医馆的核心竞争力。
　　三、社会资本投资中医馆的风险应对
　　(一)就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政策监管风险以及业务中的法律风险而言，只要经营者加强法律意识，将合法合规经营的警钟长鸣，绝大部分风险都可以避免。
　　(二)作为社会资本投资中医馆时最大的风险是中医诊所的商业模式不合理，只有将医生驱动型的个体户经营模式变更为市场化的公司经营模式，中医诊所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1.中医诊所若想做大做强，除依赖资本的投入外，还应结合各自的优势切实考虑是做&ldquo;大而全&rdquo;还是&ldquo;专而小&rdquo;的模式，是否有能力将中医馆、养生馆、健康管理、中医课堂、膳食、中药茶饮等全领域布局，从目前中医馆和养生馆的设计布局、环境体验等，难以在一个门店包罗万象，大而全的投资能否短期回收需要经营者认真考量。
　　在走&ldquo;专而小&rdquo;的路线时，除传统细分专科外，也可以考虑挖掘创新一些特色项目，通过中医按摩、推拿、针灸增设一些特色服务，如青少年视力预防保健、高压力群体的治郁疗养、妇女美颜保养等特色项目。专业特色项目容易标准化并可以带动特色产品的销售。
　　2. 适当引入股权激励模式，将医生驱动模式变为激励医生模式。连锁中医诊所第一股的&ldquo;固生堂&rdquo;便采取了&ldquo;医生合伙人&rdquo;的模式。除靠名老中医引流外，中医诊所要培养自己的中青年医生，培养和自己诊所有共同理念和共同价值观的骨干医生。
　　3. 引入职业的经理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医护人员专心于医术和治病疗效，管理人员专注于诊所上层股权架构的搭建、诊所的产业布局、营销渠道，诊后服务跟踪以及在中医中药的产业链上深耕和拓展，逐步形成&ldquo;医术+管理+产品&rdquo;&ldquo;医术+管理+产品+供应链&rdquo;或结合AI技术等开展互联网诊疗等多元化的模式。
　　社会资本投资中医诊所除看到宏观政策的利好外，更应该注意中医行业的特性以及微观层面的经营管理。把握好商业模式才可能让投出去的钱生钱，在推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发展的同时实现投资价值。

李娟芳、刘雪莹：社会资本投资中医医疗机构的风险及防范

李娟芳、王凯：我国医药行业股权融资现状及难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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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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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方亮(西海岸)、何锦浩(广州)
　　赵 飞(太原)、胡莉莉(郑州)
　　优秀合规运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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