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执业经历</h2>刘长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二十多年海关和律师工作经历，执业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海关业务，专注于重大走私犯罪辩护、企业进出口合规、海关行政处罚及争议解决等法律事务。
<h2>社会职务</h2>中国报关协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26年5月29日，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海关业务中心、刑事业务中心主办的《两用物项出口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专题研讨会》于北京银泰中心C座12层成功举行。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资深法律从业者，紧密围绕两用物项进出口监管政策、贸易实操流程与行业经营现状展开深度剖析，聚焦企业在两用物项全流程中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针对性梳理合规管控要点，系统给出切实可行的风险规避方案与应急处置举措。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孙晶律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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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林倩律师演讲主题《两用物项走私案的定罪和量刑》，围绕涉案货物是否为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当事人是否明知涉案货物为出口管制货物，当事人是否存在偷运、伪报或者瞒报的逃避监管行为等三方面来判定两用物项走私罪的定罪问题;通过两用物项走私犯罪的100万元量刑标准是否合理、擅自出口两用物项的危害程度能否作为酌定减轻处罚的情节、阐述了两用物项走私案的定罪和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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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红亮律师演讲主题《从100宗案例看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案的判罚规律》，从案件地域分布特征、犯罪主体构成等角度，解读案件基本情况;从案件处理周期、强制措施适用，刑罚类型、罚金规律与量刑因素，违法所得认定规律总结等角度，解读司法处理情况;从法律风险尽早判断、准确防范，案发后确定总体处理战略等角度，提出案件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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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长新律师演讲主题《两用物项走私犯罪案例分析》，对两用物项走私犯罪的公开案例进行解析，从微观角度以案说法，对涉案货物的出口管制要求、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入罪逻辑、自由刑和罚金刑量罚标准、与走私相关的其他罪名分析以及两用物项合规建议等法律问题方面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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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科科律师演讲主题《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高风险商品类型解析》，从某出口管制违规案件展开，详解五大高风险商品类型，包括战略矿产与特种材料、化学品及生物两用品、导航及运载工具相关物项、电子光电与传感器，以及精密制造与工业装备等;深入解析敏感物项判定的实务要点，涵盖商品实际用途分析、核心技术参数比对、关键性能指标评估及交易背景核查等;提供标准化的合规操作流程与指引，包括官方清单动态核查、进出口许可证合规申请规范、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声明的签署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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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怡律师主持圆桌论坛，围绕石墨、无人机、稀有金属、高端机床等高危管制品类，厘清了各类出口行为罪与非罪、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定标准，明确上下游企业追责边界、涉案财物处置及退赃退赔实操要点。同时解答了出口许可办理、海关回溯追查、商品归类失误、涉证涉税叠加违法等常见疑难问题，区分不同许可证违规行为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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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讨会与论坛结合当下政策更新快、违规多发的行业现状，为企业搭建合规风控体系、快速研判法律风险指明方向。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参会企业代表踊跃交流互动，结合自身经营实操中的难点疑点积极提问探讨，与会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分享实战经验，进一步打通理论知识与企业实际经营的衔接壁垒，切实为参会企业理清合规经营思路，有效提升两用物项外贸企业整体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两用物项出口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专题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6年3月27日，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宁波报关协会主办，北京德和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全球贸易通集团承办，宁波市鄞州区工商业联合会指导的《新形势下的贸易合规要点和出口管制法律风险》研讨会于宁波市北京德和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举行，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资深法律从业者，结合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实际需求，提出风险应对和防范的意见和措施，为企业化解合规风险提供帮助。60余家企业、机关和商会代表人员参与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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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伍方凌博士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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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超律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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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林倩律师以《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原产地申报法律风险》为主题，展开分析了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认定标准，剖析原产地申报的各种涉税合规风险，以案例形势讲解绕道第三国进口走私犯罪、绕道第三国出口贸易瞒骗和虚假陈述、简单加工进口申报不实违规、进口保税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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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长新律师围绕《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低报价格走私风险分析》主题，分享了在中美贸易进入战略性相持阶段后，企业为了降低关税成本，伪报价格走私风险凸显，律师从计税价格定义、低报价格认定角度出发，结合相关走私案例，进行风险分析，并提出合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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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科科律师以《海关稽核查热点实务问题及案例精析&mdash;&mdash;特许权使用费、转让定价、归类申报不实》为题，讲解海关对进出口企业热点问题稽查实例，包括转让定价、特许权使用费、归类申报不实等案例;阐述海关稽查应对与企业风险防控，从可能引起海关稽查的原因、如何与海关有效沟通等角度分析，协助企业搭建和完善进出口合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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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怡律师演讲主题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政策及其法律风险》，首先盘点中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政策，分析企业当前面临的两用物项出口合规困境，包括多头管理、执法趋严、管制物项难以判断、清单与目录并存的尴尬、企业决策困难、责任主体众多、管制行为多样、域外管辖等，通过典型案例提示两用物项违规出口可能面临的超高行政处罚和潜在刑事风险，并提供合规建议，同时对未来出口管制政策走向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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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讨会为外贸企业解析贸易合规风险，提供实操指引，聚焦当前进出口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堵点、痛点。我们将持续关注研究海关法律业务的前沿问题，为进出口企业保驾护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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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贸易合规要点与出口管制法律风险” 研讨会在德和衡（宁波）成功举办

引 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中重要的从宽量刑情节，在走私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刑罚轻重与诉讼权利保障。对走私案件当事人而言，自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量罚从宽，对自首的当事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一般可以减少基准刑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二是降低量刑档次，比如偷逃税款超过250万的自然人走私犯罪，量刑起点要在10年以上，通过认定自首可以降到3-10年有期徒刑，显著缩短刑期;三是提高取保候审、缓刑适用机会，自首体现当事人认罪悔罪态度，表明其再犯罪可能性和妨碍诉讼风险较低，是评估无社会危险性的重要参考依据，进而对审前适用非羁押措施以及判处缓刑产生积极影响。在走私案件的辩护中，对于自首成立的界定有着诸多争议，本文结合检索数据及相关案例探讨一二。
　　案例数据
　　为准确把握走私案件中自首认定的司法现状，本文通过威科先行裁判文书数据，检索了近三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走私类犯罪案件，在2871起走私案件中，当事人主张自首的案件有386起，占全部案件的13%。
　　1、自首成立比例较高。在当事人主张自首的386起案件中，最终法院判定成立自首的案件有331件，占比高达86%，不成立自首的有55件，占14%。不成立自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形：并非主动到案37起、未如实供述12起，以及既非主动到案又未如实供述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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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自首后近六成案件适用缓刑。在当事人主张自首的386起走私案件中，适用缓刑案件共有195件，其中，331起案件成立自首后适用缓刑的有179起，缓刑率54%，而不成立自首也适用缓刑仅有16起。可见，自首和缓刑有一定正相关，成立自首后适用缓刑几率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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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分析
　　1.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自首情节成立需要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基本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等司法文件予以了进一步的释明。
　　(1)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究其本质，是当事人&ldquo;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rdquo;，无需局限于&ldquo;主动前往司法机关&rdquo;的形式，因此，在《解释》和《意见》中，列举了&ldquo;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rdquo;等11种视为自动投案的具体情形。
　　实践中，当事人是否为自动投案，重点要判断其投案行为是否具有自愿性和主动性，这是自动投案的核心要求。比如，当事人明知他人已经报案，在有条件逃离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候司法机关人员到来，无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表明其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具有投案的自愿性和主动性，其行为视同自动到案并可以成立自首。
　　(2)如实供述，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这里的&ldquo;主要犯罪事实&rdquo;，是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的事实，亦即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确定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和刑罚标准。
　　如实供述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可以辩解，当事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是要注意行为性质的辩解与主观方面辩解的区别，当事人对自己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态的辩解，依然属于犯罪构成事实层面的要件，是判断其是否成立如实供述的重要标准之一。
　　特殊自首，亦称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的，以自首论。特殊自首是被动到案的当事人进行余罪自首的机会。其成立的条件，一是当事人所供述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是余罪;二是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是不同罪。
　　2.未被认定自首的走私案例解读
　　【案例1-未自动到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黄某在购买进口二手钢琴的过程中，明知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仍决定并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进口涉案货物，偷逃税额205万元。辩护人提出，黄某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即向缉私民警供述了走私犯罪事实，且主动提供了存储电子数据的手机，属于自动投案。
　　法院裁判观点：在黄某到案之前，缉私部门已经讯问了同案关系人，调取了内含真实发票、装箱单的涉案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报关单证等证据，掌握了黄某涉嫌走私的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3月1日，缉私民警至黄某住处将其抓获，黄某并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及自愿性，属于被动到案，不能认定其为自动投案。
　　律师解读：司法实践中，缉私民警经常前往当事人的办公场所、住所进行调查，当事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当场配合调查工作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否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争议很大。
　　本案中的黄某未被认定为自动投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解释》定义自动投案时，所称的&ldquo;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rdquo;的&ldquo;强制措施&rdquo;，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ldquo;强制措施&rdquo;并非同一概念，只要司法机关已对当事人实施了实际的人身控制，即使不完全符合或未严格履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ldquo;强制措施&rdquo;的条件和程序，比如未出示拘留、传唤等强制措施手续，也视为对当事人采取了&ldquo;强制措施&rdquo;。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投案的，不属于自动投案。第二，司法机关在前往黄某住处进行调查前，是否掌握其走私犯罪事实和证据是关键，如果司法机关尚未掌握客观证据，仅是因为&ldquo;形迹可疑&rdquo;而对当事人进行一般性排查询问，此时如实交代罪行的，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而本案中，缉私民警前往黄某住处前，已经掌握了黄某涉嫌走私的主要犯罪事实，黄某此时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根据要求到案接受询问，并非主动、自愿到案，因此不属于自动投案。
　　【案例2-未如实供述】
　　基本案情：被告人于某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和出版物管理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使用伪报书名的方式走私淫秽书籍入境，数量达6,504本，情节严重。辩护人提出，于某主动到案，到案后供述虽有反复，但庭审中仍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自首。
　　法院裁判观点：于某虽主动至侦查机关提交情况说明，但到案后辩解其受台湾书商委托清关进口书籍，本次查验发现实际数量、内容与申报不符，系台湾书商发错货导致，其对此不知情，否认主观明知，直至第4次被讯问时才供称其明知涉案书籍含有色情等限制内容。于某不符合自首情节中关于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条件，故不应认定具有自首情节。
　　律师解读：实践中，虽然有些当事人是主动到案，但是初期供述时存在侥幸或畏罪心理，并未如实、完整地交代走私犯罪的主客观要件事实，甚至否认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这种情况下会被认为未能如实供述，不成立自首。
　　本案中的于某未被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是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案发时缉私部门已经掌握于某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其主动到案后并未第一时间如实供述，而是在第4次讯问时才供述其主观要件事实，影响如实供述的认定;第二，犯罪的主观心态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要件之一，对于认定当事人犯罪事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主要犯罪事实，因此，如实供述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是自首成立的应有之义。而本案中，于某否认具有走私淫秽物品的主观故意，是对其走私犯罪事实的否定，不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因此，于某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应成立自首。
　　【案例3-不成立余罪自首】
　　基本案情：被告人莫某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应当以一般贸易方式缴税进口的货物，伪报为&ldquo;边民互市&rdquo;贸易方式走私进口，偷逃应缴税额740万元。辩护人提出莫某文到案后主动供述了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期间的走私犯罪，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但法院认为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律师解读：成立特殊自首的条件是当事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并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但是本案中，莫某文因2023年3月22日至4月3日期间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罪被缉私部门抓获归案，通过调取边民互市申报纸质单证，并与证人徐某艳核实，缉私部门已经掌握了莫某文于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期间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事实，后莫某文才向缉私部门交代。而且，莫某文后来供述的犯罪事实同样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与缉私部门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系同种罪行。因此，莫某文的前述行为不成立特殊自首，但是可认定为坦白。
　　综上，走私案件中自首情节的认定需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既需准确把握《刑法》、《解释》、《意见》等规定的法定要件，也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如到案经过、供述内容、证据情况)综合判断，以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林倩、刘长新：走私案件中自首情节的法律界定

01、我国初级水海产品进口基本情况
　　1、近10年以来的进口发展趋势。海关统计数据(HS03)显示，2015年至2024年，我国水海产品进口额呈&ldquo;快速增长&mdash;短期调整&mdash;高位波动&rdquo;的发展趋势，从393.57亿元增至1271.74亿元，10年间增长3倍多，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虽然2020-2021年受全球疫情冲击供应链、物流成本上涨及国内需求阶段性下滑影响，水海产品进口进入短期调整，但是2022年快速反弹并整体维持千亿级高位水平，我国成为全球水海产品重要进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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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最新数据看进口水海产品种类。2025年1-10月份，我国进口各类水海产品1140.32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进口虾、蟹、龙虾等甲壳类水产品(活/鲜/冷/冻等，下同)557.38亿元，占总进口金额的48.89%，为第一大进口品类;进口鱼类产品432.37亿元，占总进口金额的37.93%;进口贝类、墨鱼、鱿鱼等软体类水产品129.92亿元，占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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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具体品种上，对虾是进口金额排名第一位的水海产品，2025年1-10月份进口305.54亿元，占进口总金额的26.79%;龙虾和蟹类紧随其后，进口金额分别为127.03亿元和117.33亿元，占比分别为11.14%和10.29%，两者单价高于其他水海产品，分别为231.85元/千克和106.82元/千克;鳕鱼是进口金额最多的鱼类产品，进口金额为115.26亿元，占10.11%;墨鱼、鱿鱼、章鱼等头足类产品进口103.41亿元，占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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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口来源国家。2025年1-10月份，按照进口金额排序，我国从前10位的水海产品供应国(下图)合计进口854.16亿元，占同期水海产品进口总额的74.91%。
　　其中，从厄瓜多尔进口对虾产品190.68亿元，占从其进口水产品总额的98.6%;从俄罗斯进口以鳕鱼和蟹类为主，鳕鱼类进口73.16亿元，蟹类进口60.87亿元，两者占74.69%;从越南进口以龙虾为主，进口45.66亿元，占47.31%;挪威的鲑鱼、印度的对虾、秘鲁的鱿鱼，都是该国主要出口品种;2025年初，澳中关系恢复正常，澳大利亚鲜活岩龙虾得以重新回到中国，使其重新成为中国前十大海产供应国，同时把新西兰挤出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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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海产品走私进口的基本情况
　　本文通过检索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整理了2018年至2025年，共计100起进口海产品走私犯罪案件的相关数据，分析如下：
　　1、走私水海产品的品种。检索案例中鱼类产品最多，有29起走私案件涉及冷冻带鱼、鳕鱼、巴沙鱼、多春鱼等多种鱼类，以及鱼鳔、鱼肚等其他鱼类产品;有22起走私案件涉及冻/干鱿鱼、墨鱼、章鱼等头足类海产品;蟹类产品紧随其后，有21起走私案件涉及鲜活毛蟹、板蟹、红蟹、青蟹、帝王蟹以及冻分肢蟹等蟹类产品;其他，虾类、贝类以及海参、海胆类走私案件分别为17起、17起以及16起。(部分案例涉及多种海产品混合走私，因此合计案件数超过检索案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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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走私罪名。走私进口水海产品涉及三个走私类罪名：走私普通货物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以及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其中，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68起，数量最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29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2起;同时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的案件1起;同时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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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走私方式。通过边民互市渠道伪报贸易方式走私水海产品案件数量最多，为44起;绕关走私水海产品案件36起，多为违反禁令偷运进口特定国家海产品;低报价格为通关渠道走私水海产品的主要方式，案件数量为16起，其中有3起案件在低报价格的同时还伪报原产地;伪报自捕水产品走私进口案件3起;通过水客携带方式走私水海产品只有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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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走私地域。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吉林省走私水海产品案件数量位列前三，占全部走私案件总数的66%，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边民互市渠道走私高发，吉林省以绕关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为主，广东省低报价格与边民互市走私均有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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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相关法律分析
　　进口水海产品为什么涉及不同的走私罪名?量罚标准是什么?
　　同样是走私水海产品，却可能触犯不同罪名，核心差异在于走私对象的性质以及走私行为侵犯的法益不同，而不同罪名的入罪标准和量刑差异显著：
　　1、走私普通货物罪，即涉税走私，是走私水海产品案件中最为常见罪名。水海产品正关进口需要缴纳关税、增值税，比如，冻沙丁鱼(HS03035300)进口最惠国关税税率7%，增值税9%，如果通过低报价格或者伪报贸易方式等方法走私进口普通水海产品，逃避海关监管，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数额较大，侵害国家进出口税收管理制度，就会以该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量刑标准：税款是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ge;10万元，自然人走私标准，下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巨大的(&ge;50万元)，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特别巨大的(&ge;250万元)，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目前集中在走私进口涉朝水海产品案件中。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2017年第40号《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的公告》决定，自2017年8月15日起，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水海产品，包括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等。因此，逃避海关监管，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境禁止性管理规定，走私进口朝鲜水海产品的，会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定罪处罚。
　　量刑标准：一般情节的(走私数量二十吨以上不满一百吨，或者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数量一百吨以上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关注的是走私对象的物种属性。如果走私的水海产品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Ⅰ、附录Ⅱ中的野生动物，就涉及该罪名。比如胡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2020)黑08刑初17号)，绕关走私进境海马干4103条，经鉴定均为辐鳍亚纲海龙鱼目海龙鱼科海马属物种的干制品，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的物种，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鉴定价值为615450元。法院认定被告人胡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量刑标准：情节较轻的(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般情节的(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哪些进口方式会被认定为走私犯罪?
　　月黑风高夜，在海上或边境小道偷运进口水海产品，是公众认知的典型走私行为，但是还有一些水海产品的进口方式，进口经营者误认为是合理避税或者仅仅是通关不规范，并没有认识到这也是走私犯罪，下面结合案例予以阐释：
　　1、假借边民互市。
　　【案例】被告人张某昕在进口原产于厄瓜多尔、越南等地的冻海产品过程中，委托他人在广西组织边民，通过边民互市贸易的渠道进口至国内，共走私进口冻海产品30柜，经计核，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904584.95元。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某昕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解析】边民互市贸易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指定的开放点、集市上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生活用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8000元以下的，免征环节税。案例中的张某昕在境外采购的冻海产品，本应直接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进口，但是其委托广西边民互市点从事清关业务的人员，将货物&ldquo;化整为零&rdquo;，拆分为单件8000元以下的零散订单交由边民，假借边民互市贸易的名义申报进口。这种模式下，当事人将应税的普通货物伪装成免税的边民互市贸易商品，在通关环节间接欺骗海关，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因此被认定为伪报贸易方式的走私犯罪行为。
　　2、低报价格。
　　【案例】被告人高某某从境外采购冷冻鱿鱼等冻水产品，其间，高某某对接境外供货商并接收其发送的真假贸易单证，将虚假单证转发报关行用于低报价格申报进口货物，经计核，高某某走私进口冻水产品176票，偷逃税款共计553.76万元。法院认定被告人高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零九万元。
　　【解析】走私犯罪案件中的低报价格，是指当事人在进出口应税货物时，向海关申报的货物价格低于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的行为，如果偷逃应缴税款超过10万元(单位走私犯罪超过20万元)将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当事人经常提出能不能通过补缴税款、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进口环节偷逃税款问题，但是与逃税罪不同，走私普通货物罪直接入刑，没有&ldquo;首违不罚&rdquo;的规定。
　　3、伪报原产地。
　　【案例】福建某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厄瓜多尔、伊朗等国家的供货商订购冻鱼、冻虾等冻海产品后，发运到泰国或马来西亚，通过更换货物标签纸和包装等方式换柜，伪报冻海产品原产地为泰国或马来西亚，再运至我国进口入境。某甲公司采取换柜、伪报原产地方式走私冻海产品共114个集装箱，经计核，偷逃应缴税款2723759.22元。法院认定某甲公司及其责任人员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分别处以刑罚。
　　【解析】原产于与我国签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国际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且符合国际条约、协定有关规定的进口货物，适用协定税率。案例中的泰国、马来西亚属于东盟十国，按照中国-东盟贸易协定，进口原产自这些东盟国家的冻海产品适用协定税率，即关税税率为零，而原产自厄瓜多尔等非东盟国家的冻海产品则适用最惠国税率，关税税率普遍为7%或10%，通过将非东盟国家的冻海产品伪报成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原产地的冻海产品，同样可以偷逃应缴税款，如果达到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起刑点，将会构成走私犯罪。
　　4、伪报自捕进口。
　　【案例】宁波某渔业有限公司系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的远洋渔业企业，享有在境外海域捕获并运回国内销售的自捕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被告人任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将其在缅甸采购的带鱼、冻黄花鱼等水产品，伪报为该公司自捕水产品从宁波等口岸免税进口，任某在国内接货后销售牟利，经计核，偷逃应缴税额550588.98元。法院认定被告人任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四万元。
　　【解析】国家为扶持远洋渔业发展，对依法批准的远洋渔业企业从公海捕捞并运回国内的水产品，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政策。当事人利用国家对远洋自捕水产品的进口免税政策，将非自捕的水产品伪报成自捕水产品申报进口，以此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的走私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综上，我国海产品市场需求巨大，各类海产品的进口数量和价值呈上升态势，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海产品进口还有上升的空间，但走私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一旦触及走私红线，将给相关企业与个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进口经营者务必强化风险意识，遵守国家进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合规合法经营，行稳方能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