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通投标是一种恶意竞争，严重妨碍招投标机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导致资质不符的企业趁虚而入，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部分不法分子为商业利益所驱动，在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等多个领域违规“串标”“围标”，导致招投标环节问题突出，串通投标、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案件多发。

　　串通投标是一种恶意竞争行为，妨碍招投标机制应有功能的发挥，给工程质量、安全管理造成隐患，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予高度重视、依法严惩。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串通招投标犯罪典型案例，该批案例揭露常见串通招投标犯罪类型，旨在警示教育招投标市场主体，预防招投标领域犯罪发生。该批典型案例共5个：分别是A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陈某等30人串通投标案;付某某、徐某某等7人串通投标案;陈某某、李某某等15人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J公司、W公司、Y公司、洪某某等5人串通投标案;陈某某、邱某某等9人串通投标案。

　　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上述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并结合具体的办案经验，归纳以下五个问题：

　　一、串通投标罪只能是投标人之间串通吗?

　　串通投标罪不仅仅局限于投标人之间，也包括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称《刑法》)第223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尽管，这条的第1款、第2款在损害对象上表述不同，即是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利益，还是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但实质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比前者范围更广泛、更具有普遍性。根据这一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串通投标的，也可以构成串通投标罪。

　　二、受单位安排，会追究个人的责任吗?

　　根据《刑法》规定，串能投标罪可以由自然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即单位可以构成本罪。在单位实施的串通投标犯罪过程中，也必然需要人的参与，由具体的人实施沟通交流、制作标书、打探信息、组织协调甚至施以利益诱惑等具体的行为，其他单位犯罪案件也都不例外。在单位实施单位犯罪中，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仅针对单位，也包括追究参与该业务的主管人员或者责任人员。此处所指的主管人员或者责任人员，需要根据具体的行为来认定，不是简单看职务来认定。至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否承担责任，详见(徐红亮：单位犯罪案件中，法定代表人是否一定承担刑事责任?)。

　　三、情节多么严重，公安机关才会立案呢?

　　串通投标罪属于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才能构成本罪，情节不属严重，即使实施了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也不能以本罪论处。至于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情节严重?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3)中标项目金额在四百万元以上的;(3)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4)二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的。存在这几种情况之一的，公安机关随时可以立案侦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中(A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陈某等30人串通投标案)提到：注重刑行衔接，推动综合治理。启东市检察院经公开听证对相关企业和个人宣布不起诉决定后，针对道路建设招投标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其健全监管制度、堵塞管理漏洞。这一做法，也完全契合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导精神，即强化行刑衔接。

　　四、是否有可能判缓刑?

　　在串通投标刑事案件中，适用缓刑的比例不小，毕竟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属于《刑法》中典型的轻罪。在具备其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时，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具有现实可能性。

　　五、串通投标案，如何认定退赃数额?

　　《刑法》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一规定对串通投标罪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认定串通投标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例如：虽然串通投标了，但最终没有获利;或者说串通投标后实施的工程项目中，难道全部工程款都是非法获利?这也明显不妥当、不公平，更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案例中(陈某某、李某某等15人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认定“全案依法没收赃款共计2500余万元”，但这个案件有商业贿赂在其中，违法所得的认定较为明显，或者说不具有普遍性。在不涉及商业贿赂的串通投标案件中，违法所得的认定需要具体的案件具体分析。这也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者单位)应当退赃的数额，进而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