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这些制裁覆盖金融、能源、贸易、科技等多个关键领域，试图通过切断俄罗斯的国际资金流动和供应链来施加压力，限制其战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1]。面对严峻的国际制裁压力，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形成了独特的“反制裁工具箱”。这些措施从最初的资产冻结、签证限制等传统手段，逐步扩展至金融、能源、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特征[2]，形成了系统性的反制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通过2022年4月颁布的第1374号联邦总统令(《关于不友好行为的反制裁措施》)为反制裁措施确立了法律基础，并随后通过《俄罗斯联邦制裁保护法》等立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这一体系，使反制裁成为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3]。这一法律框架不仅明确了制裁对象、适用范围及执法机制，还赋予政府广泛权限以应对外部经济压力，形成与西方制裁体系相抗衡的制度结构。
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不仅是该国主权维护和战略安全的体现，更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层面，反制裁措施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市场格局。以“天然气卢布支付”政策为例，俄罗斯要求“敌对国家”以卢布支付能源出口款项，改变了传统美元或欧元结算惯例，扰乱国际支付系统，推动国际结算货币多元化[4]。此外，通过限制关键原材料出口和强化国内资源储备，俄罗斯调整了欧亚地区的贸易流向，加剧了供应链重构[5]。在政治层面，反制裁措施强化了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重塑了地缘经济联盟格局，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加速国际经贸体系的多极化发展[6]。在法律层面，俄罗斯反制裁措施创设了“反制裁管辖权”等新型国际法实践，对现行国际法规则体系构成挑战，可能引发连锁性的立法模仿效应[7]。因此，深入研究俄罗斯反制裁的经济与法律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为其他国家和企业应对类似风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俄乌冲突 反制裁 不友好国家 经济制裁 旅行禁令 资产冻结 1374号联邦行政令
一、俄罗斯反制裁措施的主要内容与分类
(一)政治与外交反制
俄罗斯反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态更新的“不友好国家清单”机制。依据《俄罗斯联邦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法》(以下简称《反制措施法》)[8]，该清单自2022年初设立以来不断扩容，截至2025年已涵盖58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瑞士、英国、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和部分第三国。2025年2月，俄罗斯又将参与第16轮对俄制裁的13家第三国实体纳入对等限制范围。
俄罗斯针对清单内国家的公民和实体施加多重限制：禁止其持有俄罗斯战略性行业(如能源、国防、通讯)相关资产;外交层面，延长其外交人员签证审批周期至90个工作日，实质性增加签证障碍，削弱外交活动效率[9]。在定向制裁方面，针对关键西方政要和高层官员，俄罗斯自2023年起依据总统令，累计对963名个人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包括美国前总统拜登、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等[10]。对列入黑名单的外资企业，俄法院依据2024年8月修订的《外资监管法》获得授权，强制转让其至少51%股权给俄罗斯本土投资者，增强对经济安全的掌控力[11]。
(二)经济与金融反制
俄罗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采取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反制措施，旨在强化国内金融主权，抵御西方制裁压力，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外汇管制方面，自2022年起，俄罗斯央行多次调整强制结汇比例，2024年中期将该比例从80%提升至90%，目的是加大外汇收入对卢布市场的支持，缓解卢布汇率波动[12]。此外，个人外币提取限额自2023年起维持在每月1万美元的水平，并预计延续至2025年底，以防止资本外流。企业境外汇款方面，除正常贸易支付外，所有超出一定限额的外汇转出均需通过俄罗斯央行进行严格审批，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国家战略需求[13]。
能源领域是俄罗斯反制的重点。继2022年宣布“天然气卢布结算令”后，俄罗斯于2023年将该政策扩大至原油、煤炭及石油产品出口，要求所有来自被列为“不友好国家”的进口商必须在俄罗斯银行开设卢布特别账户完成支付，推动能源贸易摆脱对美元化的依赖[14]。2024年修订的《能源出口管制法》进一步赋予政府对过境欧盟能源运输征收高达30%-35%的“反制裁附加费”的权力，旨在对制裁实施国施加经济压力，并补偿因制裁造成的损失[15]。
在去美元化和外汇储备管理方面，俄罗斯央行加快调整外汇资产结构。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美元资产占比已降至7%左右，欧元持有比例亦有所下降，人民币资产则提升至15%左右，反映出俄中经济金融合作日益深化[16]。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快推行SPFS(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支付系统，作为对西方SWIFT系统潜在断供风险的防御工具。2024年，监管机构下达指令，要求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2025年底前完成SPFS系统与内部业务的全面对接，保障跨境支付稳定运行[17]。
总体来看，俄罗斯经济金融领域的反制策略体现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构建金融安全体系的转变，既防范外部制裁风险，也谋求经济主权的强化。
(三)法律与资产管制
为应对西方国家的持续制裁，俄罗斯加快完善法律体系，强化对制裁的法律反制能力，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反制框架”，重点涵盖资产冻结、诉讼管辖权调整及资产国有化等领域。
俄罗斯于2024年8月对《反制裁法》(Federal Law No. 340-ФЗ)进行了第四次重大修订，新增“资产冻结追偿”条款，明确允许对被制裁国家或实体冻结资产进行强制追偿，重点适用于在境外遭遇非法资产冻结的俄罗斯企业[18]。该法律同时赋予政府更大权限以限制被列入“不友好国家”企业和个人在俄罗斯境内的经营活动。与此同时，新修订的《特别经济措施和强制措施法》引入了“资产冻结追偿”机制，授权俄罗斯法院和行政机构对冻结的外国资产实施临时管理和强制处分，确保俄企权益受损时有法律依据进行补偿[19]。此外，2024年底通过的新《仲裁程序法》特别设立反制裁案件的专属管辖机制，指定莫斯科国际仲裁中心及若干联邦仲裁庭优先受理涉及制裁争议的诉讼案件，大幅提升了反制案件的司法效率[20]。2025年1月，俄仲裁法院根据新规判决冻结多家欧盟大型企业在俄资产，作为对等报复手段，用以补偿俄罗斯企业在欧盟遭受的资产冻结与业务损失。[21]。
在资产国有化和“临时管理”方面，截至2025年3月，已有至少47家西方企业资产被俄政府接管，包括联合利华俄罗斯分公司、雀巢俄企等大型跨国企业，依据《外资监管特别程序法》(Federal Law No. 414-ФЗ)启动“临时管理”程序，授权政府指定受托管理人接管并运营被接管企业，以避免因企业撤资导致产业链断裂和就业流失[22]。对拒绝履行俄方法律义务或强制撤资的企业，俄方还启动了“战略性破产”程序，旨在防止企业资产被低价转让或流失，保障国家经济安全[23]。
总体来看，俄罗斯法律与资产管制体系正日益成熟和严密，既为国家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也强化了对外部经济压力的抵御能力，体现了其由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法律战略转变。
(四)贸易与运输限制
俄罗斯通过多项行政令和法律措施加强对贸易及运输环节的控制，形成针对“不友好国家”的严密贸易与物流限制体系，有效提升了反制裁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根据1374号联邦行政令，俄罗斯海关获得授权对经由其境内欧亚班列运输的货物实施“无限期查验”及抽检，针对来自被列入不友好国家清单的货物加大通关审查力度，2024年累计扣押高附加值货物集装箱约1.2万个，主要涉及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和奢侈品等领域[24]。此举显著延长了物流时间，扰乱了欧亚大陆桥的供应链效率。
在港口运营管理方面，俄罗斯禁止不友好国家的船舶停靠其北方重要港口群，如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等12个关键港口，以限制该类国家对俄贸易货物的直接转运和进出口便利[25]。
在国际运输领域，俄罗斯采取了多项限制措施以削弱西方国家的运输优势。2024年下半年，俄罗斯正式关闭了欧盟航空公司使用的西伯利亚领空通道，迫使欧盟航班绕道中亚和中东地区，导致亚欧航线运营成本增加约40%，航线时长延长约3至5小时[26]。2025年1月，俄罗斯进一步禁止欧盟货车通过俄境内向中国转运货物，打击了欧盟国家在中欧物流中的重要地位，迫使其寻求更昂贵或复杂的替代路线，从而进一步压缩了西方国家的物流空间和运输选择[27]。
综上，俄罗斯的贸易与运输限制措施不仅增强了反制裁的综合威慑力，也显著改变了欧亚地区的物流和供应链格局，成为俄方战略反制的关键一环。
(五)知识产权与数字经济领域反制措施
随着西方国家对俄实施高技术封锁与知识产权限制，俄罗斯迅速调整战略部署，在知识产权制度、数字基础设施与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构建多层次反制机制。
1. 知识产权制度的反制转向
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在知识产权领域逐步构建“去西方化”的制度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平行进口合法化、强制许可制度扩展以及对不友好国家权利人限制司法救济等措施。在平行进口政策方面，俄罗斯通过2022年《平行进口合法化法案》(202-ФЗ法案)启动制度调整，后续又在2024年修订的《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Federal Law No. 432-ФЗ)中，大幅扩大平行进口的合法范围，涵盖医疗设备、汽车零部件、半导体芯片等共计348类商品，缓解因西方制裁造成的供应短缺，促使关键技术和产品能够在没有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合法进口和生产，保障国内产业链安全。在专利制度方面，俄罗斯积极适用《民法典》第1360条关于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强制许可制度，通过《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第9条确立“基于制裁状态”的强制许可新模式。并授权经济发展部与工业贸易部定期发布《临时允许进口目录》。该制度有效缓解了技术封锁和零部件短缺对俄制造业的打击[28]。截至2025年3月，俄知识产权局(Rospatent)共计签发1278份强制许可决定，覆盖辉瑞(Pfizer)、高通(Qualcomm)、台积电(TSMC)等企业在俄注册的专利，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仿制药、生物制剂、射频芯片与嵌入式系统等高价值技术[29]。此外，俄罗斯还限制了不友好国家权利人在本国法域内的知识产权管辖豁免权(IP Jurisdictional Immunity)。2024年修订的《仲裁程序法》第17条明确规定，若原告来自制裁国，其知识产权主张可被俄法院驳回，除非其在俄设立代表机构并提交反制裁免责说明[30]。
2. 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领域的主权建设
俄罗斯政府将“数字经济领域”作为制裁应对战略的重要阵地，尤其在云计算、数据主权、数字货币和本土软件生态建设方面，持续推出激励政策。
2023年通过的《数字经济扶持法》(ФЗ-371号)确立了数字基础设施“去西方化”五年计划。该法要求，境外互联网平台、云服务及社交媒体企业，若在俄开展业务，必须在2025年12月31日前在俄境内设立数据中心、聘用本地技术团队，并在国家通信监管局注册代表机构。未遵守规定者将被禁止运营，并面临“国家网络安全法”项下的罚款与资产冻结处罚[31]。
同时，为扶持本土企业，俄罗斯财政部与通信部联合出台《国产软件税收激励方案》，规定本土软件企业自2023年起享受3年企业所得税免征期，后续2年减半征收，主要受益企业包括1C、Kaspersky、Yandex Cloud等。此外，为摆脱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俄罗斯大力推进自主数据库系统(Postgres Pro)、办公套件(MyOffice)及本土开源操作系统(Astra Linux)的替代部署[32]。
在金融科技方面，俄罗斯央行(CBR)于2024年底启动“数字卢布”全国试点，标志着央行数字货币(CBDC)进入实际流通阶段。通过《数字金融资产法》修正案，俄罗斯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卢布的法偿地位及其跨境清算路径，目标是构建脱离SWIFT的主权数字结算网络，尤其与金砖国家展开试点合作[33]。
综上，俄罗斯在知识产权与数字新兴领域的反制措施已由应急型规避机制转向具有制度建构性特征的中长期战略，逐步实现制度自洽与管辖自治，在国际技术与数据秩序中寻求新的规则主导权。
二、反制裁措施的经济影响
随着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俄罗斯通过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反制措施，力图稳住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在此背景下，俄方政策不仅对本国经济造成深刻结构性影响，也对不友好国家的能源安全、跨国企业运作及全球供应链产生外溢性冲击。从国内经济稳定与重构，到对外反制的战略效应，再到全球贸易通道与产业链格局的重塑，俄罗斯的反制裁政策正成为当前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变量。
(一)对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反制裁措施对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既包括初期的宏观金融震荡，也涉及到中长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战略重构。
在短期方面，2022年初西方大规模制裁实施后，卢布汇率经历剧烈波动，2022年3月美元兑卢布一度突破1:135的历史高点[34]。为稳定汇率，遏制资本外逃与金融系统风险，俄罗斯中央银行迅速采取了紧急外汇管制措施，包括强制出口商结汇80%外汇收入、限制资本跨境流动，并出台“卢布结算令”，要求对欧天然气出口以卢布计价[35]。得益于能源出口收入的持续流入及强力政策干预，到2024年中，卢布汇率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70-75卢布之间[36]。与此同时，西方技术封锁与物流中断持续推高俄罗斯国内通胀水平，2022年全年通胀率达到17.8%，为近二十年来最高水平[37]。尽管2023年后通胀逐步缓解，2024年已回落至6.8%，但民生品特别是进口依赖度高的电子产品和药品价格仍涨幅显著[38]。外汇储备方面，俄罗斯通过建立SPFS支付系统替代SWIFT，并将外汇储备转为黄金和人民币(2024年黄金占比达20%，人民币占比30%)[39]，有效缓解了国际支付隔离风险，但这也导致企业国际融资成本上升了30%-50%[40]。
从长期来看，俄罗斯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进口替代政策取得一定成效，2023-2024年间本土汽车和机械制造产能提升了40%，但在高技术设备领域，如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制造设备等关键产品仍严重依赖中国和东南亚的进口[41]。值得关注的是，IT与数字经济成为当前俄罗斯最为活跃的新兴板块。在政府税收减免政策(3年免税+2年半税)以及《数字主权法》支持下，2023-2024年俄罗斯本土软件产业实现年均25%以上增长，尤其是在基础软件、网络安全及俄版App生态建设方面进展明显[42]。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等领域仍受限于西方知识产权与硬件限制。此外，尽管能源出口成功转向亚洲市场(如2023年对华天然气供应增长46.6%)，成为稳定外汇的重要支柱，但能源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2021年的39%攀升至2024年的52%，反映出经济结构单一化风险正在加剧[43]。
(二)对不友好国家的经济反制效果
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对不友好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冲击，特别体现在能源采购、税收负担与物流通道等环节。
在能源领域，俄方推行的“天然气卢布结算令”削弱了欧元和美元在双边贸易中的结算主导地位，并迫使欧盟国家在能源替代过程中支付巨额溢价购买替代能源[44]。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工业用气成本同比上涨220%，对制造、电力、化工等高耗能行业造成沉重打击，直接推高整个欧洲地区通胀2-3个百分点[45]。虽然欧盟成功降低对俄天然气的依赖(进口量从2021年的约40%降至2024年的15%左右)，但不得不以4倍价格从美国采购LNG(液化天然气)，导致2024年欧洲制造业整体成本上升约12%[46]。
在税务与外资政策方面，俄罗斯自2023年起陆续终止与“不友好国家”之间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外资企业在俄纳税义务明显加重。例如，美国、德国、瑞典等国企业的在俄实际税负从此前的约20%上升至35%-45%区间[47]。以苹果、宜家、雷诺等跨国企业为例，2024年其在俄利润同比下降幅度高达60%，并出现部分企业暂停扩张或退出市场的趋势。
物流领域方面，俄罗斯依据2023年颁布的第1374号总统令加强对中欧班列北线的过境管制，授权海关对相关货物实施“无限期查验”。这一措施直接导致北线运输时效普遍延长7至15天，滞港费和仓储费持续攀升，占货物总价值的比例提高至8%-12%，大幅增加德国、波兰等国家跨境物流成本[48]。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反制裁政策已超越单一回应手段，而形成以能源结算、税务制度和运输节点为杠杆的系统性经济反制工具，对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运营、产业布局及政策空间构成了实质性反向施压。
(三)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格局的重构
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与西方制裁的相互作用，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供应链通道与国际贸易格局，尤其在欧亚物流、品牌市场份额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形成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在欧亚陆路运输通道方面，俄罗斯加强了对本国领土的过境控制，推动贸易重心由传统“北线”向“中亚--中东走廊”转移。所谓“北线”，是指中欧班列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终抵达欧洲腹地(如德国、荷兰等)的传统主干线，也称“西伯利亚路线”。这一线路通关体系成熟、运输效率高，长期承担了中欧班列大部分运量。相比之下，“中亚—中东走廊”(即“南线”或“中间走廊”Middle Corridor)，经中国—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欧洲，虽然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但由于能够避开俄罗斯，成为2023年至2024年中欧企业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首选路线。据欧亚经济联盟统计，2024年中欧班列南线货运量同比增长217%，首次超过北线通行量[49]。同期，经由俄罗斯境内的过境份额则从2021年的75%下降至42%。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俄罗斯自2023年起依据第1374号总统令，对高附加值商品实施“无限期查验”机制，显著延长通关周期、推高物流成本[50]。与此同时，欧盟对俄实施运输与制裁限制，亦进一步促使企业出于合规与风险控制需要，主动避开俄境运输线路。
其次，在国际品牌与商品流通方面，俄罗斯平行进口政策的放开使其市场对于西方原厂品牌形成“灰色替代机制”。2022年起俄罗斯将平行进口合法化，并逐步扩大至包括医疗设备、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等348类商品[51]。该政策在短期内维护了市场供给，但西方品牌市场份额在俄快速流失。据俄工业与贸易部统计，2024年西方品牌在消费电子、运动鞋、家用汽车等领域的市场份额下降30%-50%不等，部分市场被中国产品或本土替代品填补[52]。
在知识产权维度，俄罗斯自2022年起依据《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对“不友好国家”的知识产权采取限制性保护政策，授权实施强制许可与无偿使用[53]。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韩国等企业在俄境内遭遇知识产权被擅自使用的现象显著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并未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54]，但在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广泛适用与执法口径不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同样受到间接波及。一方面，部分中国企业因存在境外持股结构或技术来源关联，被俄法院或行政机关“类推适用”不友好国家待遇;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俄罗斯对本国企业使用外国技术持更宽容立场，特别是对未在俄境积极注册、维权或设立本地机构的外国权利人，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明显减弱[55]。此外，一些中俄技术贸易合同中对知识产权授权范围规定不明，也为俄方企业“反向工程”或擅自使用留下操作空间。仅2024年，中国企业在俄提起的专利与商标侵权诉讼数量同比增长近40%，主要集中于电子设备、机械部件和医药产品等领域[56]。部分案件中，俄罗斯法院适用“反制裁保护豁免”条款或以“国家利益优先”为由驳回中方请求，引发中国企业对俄市场技术输出和合规运营的系统性再评估[57]。
总体来看，俄罗斯反制裁措施推动国际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促使更多国家与企业重新评估中俄、俄欧通道的可预期性与政治风险，形成新的区域供应链聚集区，并在知识产权治理上暴露出多边体系约束力的弱化趋势。
(四)产业结构演变与宏观经济指标趋势
2024年，俄罗斯名义GDP实现同比增长4.1%，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增速之一，失业率维持在2.3%的历史低位，初看似乎呈现出经济稳定恢复的表象。然而，从增长结构来看，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主要依赖于国防支出与军事工业的扩张，而非民间投资与消费的回暖。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统计，当年工业产值增长中，超过35%直接来自军工与战略安全相关订单[58]。与之对照，民用制造业产出同比下降1.2%，服务业中除运输与仓储外的多个子行业仍处于萎缩区间，反映出国防驱动的增长掩盖了民间经济的疲软。
财政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揭示了俄罗斯经济的军事化倾向与资源依赖风险。2024年，国防与安全支出在联邦财政预算中的占比升至36%，创苏联解体以来新高[59]。与此同时，能源出口收入占联邦预算收入的比重从2021年的39%攀升至2024年的52%[60]，加剧了财政对油气市场波动的敏感性。在能源“转向东方”战略下，俄罗斯对华天然气与原油出口显著增长，部分缓解了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但也加重了其对单一市场的风险暴露。
对外贸易格局的重构同样反映出俄罗斯在反制裁背景下的“去欧洲化”趋势。2024年，俄罗斯外贸总额同比下降18%，其中对欧盟出口暴跌72%，而对中国的贸易额逆势增长，占比从2021年的17%跃升至35%，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61]。这表明俄罗斯在全球贸易链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地缘政治主导的转向：一方面通过“南北走廊”“中国+中亚”等陆路运输新通道实现对欧替代出口，另一方面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家的经贸依赖。
产业结构方面，反制裁推动了进口替代与技术自主化战略的发展，但成效具有行业分化特征。农业、初级机械制造与食品加工等低技术门类取得阶段性进展，2023—2024年本土粮食加工与农用机械产能提升超过30%;而高科技产业仍受困于核心零部件短缺与技术“卡脖子”现象，IT硬件、半导体、航空电子等领域持续依赖从中国、土耳其及东南亚的“第三方转口”贸易[62]。
总体而言，俄罗斯在制裁与反制裁交织下形成了“外部脱钩、内部动员”的经济格局，即通过削弱与西方经济体的依存，强化国有资本、军事工业与资源出口为核心的“战时经济”模式。但该模式也造成国内消费、民营经济与技术创新活力的削弱，若制裁长期化，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与财政脆弱性将成为中长期发展的突出隐患。
三、反制裁措施的法律与政治争议
俄罗斯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反制裁措施，引发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多重冲突。其做法涉及资产接管、知识产权豁免、专属管辖等，既挑战既有国际规则，也加重外资法律风险，体现出法律工具化趋势和地缘政治对法治体系的深刻影响。
(一)国际法视角下的合法性争议
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在国际法框架内引发广泛争议，尤其是在外国财产保护、投资待遇与知识产权义务等领域构成潜在违约。
1. 外国投资财产接管与征收补偿问题
2025年3月，俄罗斯总统令批准对包括美国农业企业AgroTerra、德国Uniper及芬兰Fortum在内的47家“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在俄子公司实施“外部临时管理”，其法律依据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第302号》(2023年)与后续实施细则[63]。俄方辩称此举为“对非法冻结俄资产的对等回应”，但国际投资法框架下，未经及时、充分与有效补偿的征收行为可能构成违约[64]。例如，《中俄双边投资协定》(BIT)和《俄德BIT》均明确要求对征收行为支付公允补偿[65]。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49-52条规定，国家报复性措施必须符合“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66]。联合国人权与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晗(Alena Douhan)指出，约99%的单边制裁违反国际法，但俄罗斯的报复措施亦存在合法性争议，特别是其国有化行为超出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所要求的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67]。这一评价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以制裁反制裁的“对等报复”逻辑缺乏一致认可，特别是在涉及投资财产权时更是如此。2024年底，欧洲议会发布声明称，俄方未遵循正当程序，构成“事实征收”，应承担赔偿责任[68]。
2. 知识产权强制许可与TRIPS义务的冲突
知识产权领域方面，俄罗斯自2022年起依据《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2022年第299-FZ号)对“不友好国家”知识产权权利人实施宽泛的强制许可和无偿使用制度[69]。该法授权俄政府在“制裁背景下”对外国专利、商标及版权作品实施无需许可与无需支付报酬的使用制度，成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框架下最具争议的弹性运用之一。俄方在WTO通报中主张其措施可归入TRIPS协定第73条关于“国家安全例外”的适用范围[70]。然而，多数WTO法学者认为，该条款应限于战争、紧急状态等防御性措施，俄方将其应用于常规商业活动(如软件、电子零部件、医药品)的解释方式明显偏离TRIPS协定原意[71]。
2024年，俄罗斯共签发1278项强制许可，其中约60%涉及非公共健康或安全领域的商业应用，如家用电器、机械组件与医疗器械等[72]。根据WIPO与欧亚专利局数据，仅有极少数外国权利人获得部分补偿，大多数权利人在实际层面处于无救济状态[73]。此类行为已引发是否违反TRIPS第13条(合理使用条款)、第30条(专利例外条款)及第31条(强制许可条款)的持续争议。
(二)国内法调整引发的争议
为回应西方制裁并保护本国经济主体，俄罗斯陆续出台一系列带有“反制裁色彩”的国内法律调整。这些法律在诉讼管辖、资产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系统性重构了外资企业在俄的法律地位，引发广泛争议。
1. 仲裁排除与司法专属管辖
最具争议的是《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2020年修正)第248.1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涉及“受制裁俄罗斯法人或自然人利益”的案件中，俄罗斯法院享有专属管辖权，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签订有效的外国仲裁协议[74]。2024年圣彼得堡仲裁法院在“VTB银行诉奥地利OWH SE公司”案中援引该条，裁定尽管双方仲裁协议约定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解决争议，但因VTB受欧盟制裁，该案应回到俄法院审理，并否认仲裁效力[75]。尽管该案随后上诉至俄罗斯宪法法院并被纳入2025年审查日程，初步意见显示法院倾向维持条款效力，认为其属于国家对司法主权的“必要保护”[76]。该司法实践显然挑战了《纽约公约》第II条所保障的仲裁协议尊重义务，并可能导致外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俄方判决。
更具突破性的是俄罗斯法院发展出“镜像判决”(mirror judgment)机制，即当俄罗斯法院认定某起争议已在外国仲裁或法院程序中审理，但因涉制裁因素俄方当事人在境外面临程序障碍时，法院可就同一争议事项作出与俄方主张“实质相同”的本国判决，以实现替代性裁判与执行。此举使得俄方企业即便在境外败诉，也可在俄罗斯境内获得有利判决并对外国当事人的在俄资产强制执行[77]。
2. 资产保护机制与“外部管理”程序
《俄罗斯联邦制裁保护法》(2022年)及配套行政命令设立了一套“外部管理”制度(внешн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授权俄政府可在特定条件下接管“不友好国家”背景企业的资产、运营权或商标专利[78]。根据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部统计：
(1)因“与不友好国家存在实质关联”被处以行政处罚的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20%;
(2)涉及“外部管理”程序的企业资产处置案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45天;
(3)平行进口商品中有78%未就相关知识产权向原始权利人支付许可费用或取得许可[79]。
上述制度虽被俄方称为“防止资本外逃和市场垄断”，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已构成典型“间接征收”或“事实接管”，面临与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如BITs)之间的正面冲突。有学者指出，俄方通过立法排除外国仲裁、简化接管流程，实质上剥夺外资企业的财产权救济路径[80]。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
俄罗斯反制裁立法所引发的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法管辖权冲突。俄罗斯法院依据《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第248.1条，强制行使对涉制裁争议的专属管辖权，2024年发出的多达32项禁诉令涉及全球多个司法辖区，其中包括15个被视为中立或第三方地区，如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仲裁和司法中心[81]。此举直接挑战了《纽约公约》关于尊重仲裁协议和外国仲裁裁决的义务，导致俄方判决的国际承认和执行陷入严重障碍[82]。
第二，条约义务冲突。自2023年以来，俄罗斯宣布中止与38个国家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此举大幅提高在俄外资企业的税负，实际税率从此前的20%跃升至最高45%不等，严重违反多边和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民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的承诺[83]。这种条约义务的单方面中断破坏了投资者信心，增加了法律不确定性。
第三，判决执行冲突。尽管俄罗斯法院频繁作出支持本国利益的判决，但西方国家对其判决的承认率极低，仅不足5%。2024年欧盟法院以“违反公共政策原则”(ordre public)为由，驳回全部涉及俄方当事人的判决执行申请，显示出双方法律体系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84]。此类执行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跨境商业纠纷的复杂性和双方企业的法律风险。
(四)政治博弈下的法律工具化
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逐渐演变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工具。2025年欧盟实施第17轮制裁后，俄罗斯迅速将189艘欧盟注册船只列入扣押清单，并依托第1374号行政令，赋予有关部门对过境货物进行无限期查验的权力。这一“以规则对抗规则”的做法，实质上是通过立法将制裁反制措施武器化，强化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谈判筹码。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公开声明称，“制裁已成为欧盟经济恶化的关键因素”[85]。
在知识产权领域，俄罗斯则利用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推动2023年《平行进口法》的实施，将348类商品纳入合法平行进口的豁免范围。此举既规避了国际违约的直接风险，又确保了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持续获取。此类“合规性破坏”策略，反映了大国在国际法律框架下对规则的灵活运用与法律工具的战略化使用，彰显出全球法律秩序中的权力政治特征[86]。
四、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一)关键案例分析
1、欧洲天然气卢布支付的实际执行情况
俄罗斯“卢布结算令”自2022年3月实施以来，已形成完整的执行机制。根据2025年最新数据，54家欧洲天然气买家中已有27家开设卢布账户，包括德国Uniper、意大利埃尼(Eni)等能源巨头。典型操作模式如奥地利OMV集团，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双账户体系完成支付：先将欧元汇入外币账户，再由银行自动兑换为卢布转入第二个账户，最终完成交易。这一安排兼顾了欧盟的制裁限制和俄罗斯的结算要求。但芬兰加苏姆公司拒绝遵守该机制，导致供气中断并引发国际仲裁，反映出卢布结算机制的实施仍存在阻力和法律风险[87][88]。
2、美国企业资产“临时管理”
2024年7月，美国Silgan Holdings在俄罗斯境内的两家食品包装工厂被俄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局(Rosimushchestvo)接管，2025年3月正式转为阿迪格共和国公有资产。更典型的案例是2025年3月美国AgroTerra公司位于俄罗斯的26.5万公顷农业用地被国有化，俄方依据《外资监管特别程序法》将其划归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相关数据显示，被“临时管理”的外资资产处置周期已由初期的12个月缩短至目前的8-10个月，且大部分资产最终转为地方政府控股企业，体现出俄罗斯政府对外资国有化进程的加速与系统化管理[89][90]。
(二)数据实证研究/统计数据与实证分析
1. 外汇储备与结汇政策效果
自2022年西方制裁措施实施以来，俄罗斯外汇储备经历初期大幅波动，但在多项政策推动下逐步回升。2025年3月，俄罗斯外汇储备达到约650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2022年制裁初期的3880亿美元大幅增加[91]。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第一，强制结汇比例自2023年起由80%提高至90%，2024年累计锁定企业外汇收入超过2100亿美元，有效遏制资本外流，稳定国内汇率[92];第二，能源出口结算结构调整，人民币结算比例由2023年的约30%提升至42%，减少美元依赖[93];第三，黄金储备持续增加，截至2025年一季度占外汇储备总额的26%，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支撑[94]。尽管如此，俄罗斯自主开发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覆盖国家仍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友好国家，仅覆盖约20个国家和地区，远未能完全替代国际主流的SWIFT系统[95]。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国际金融交易的便利性与效率。
2. 平行进口的行业影响
医药领域，2024年，俄罗斯根据《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签发1278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其中大量涉及进口抗癌药物。该政策使相关药品价格平均下降40%至60%，极大缓解了药品供给压力，但同时导致原研药企在俄罗斯市场的年收入损失约15亿美元[96]。部分业内专家指出，强制许可虽短期降低成本，但可能抑制创新投资，影响长远药品研发[97]。科技行业，平行进口政策推动中国科技品牌在俄罗斯市场份额提升显著。2024年华为、小米等品牌市场占有率提升约12%，满足了俄罗斯消费者对高性价比电子产品的需求[98]。然而，伴随大量未经授权的产品进入，知识产权纠纷频发，2024年相关诉讼案件达337起，主要涉及专利侵权和商业秘密泄露[99]。此外，医疗器械领域出现未经授权翻新设备问题，故障率较正版产品高出约3倍，造成一定安全隐患[100]。整体来看，俄罗斯的结汇政策和平行进口措施在稳健外汇储备和短期市场供应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伴随而来的知识产权风险与产业创新能力下降问题，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隐忧。
五、结论与展望
(一)俄罗斯反制裁措施的短期成效与长期风险
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实施的反制裁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通过强化结汇政策，要求出口企业将外汇收入上缴比例由原先的80%提高至90%，2024年累计锁定外汇收入超过2200亿美元，有效支持了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其次，推动天然气出口实行卢布结算机制，促使2024年卢布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70至75区间，极大缓解了货币贬值压力。俄罗斯外汇储备自2022年制裁初期的约3880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6504亿美元历史高位[101]。此外，针对西方“敌对国家”资产的国有化措施，例如没收美国AgroTerra公司约26.5万公顷农业用地[102]，以及对欧盟能源市场的针对性打击，导致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超过220%[103]，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制裁的实效性。
然而，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暴露出深层次的长期结构性风险。首先，经济单一化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出口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39%提升至2024年的52%，军工产业订单贡献了约35%的工业增长，而民用经济则出现约1.2%的负增长，显示经济多元化进程受阻[104]。其次，技术依赖问题依旧突出。尽管平行进口政策促进了西方品牌市场份额在俄罗斯市场的萎缩，约流失30%-50%，并推动了部分国产替代，但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关键技术领域仍严重依赖中国及东南亚供应链，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核心算法和软件依赖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制约了俄罗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105][106]。
(二)对全球多边制裁体系的启示
俄罗斯的反制裁实践为全球多边制裁体系提供了诸多重要启示。首先，俄罗斯采用的“对称性反制”措施(如冻结欧盟企业在俄资产)，以及“非对称性工具”(如强制推行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表明单边制裁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可能激发对抗性反制，形成恶性循环[107]。欧盟因能源制裁导致制造业成本平均上升约12%，加重了本已脆弱的经济负担，彰显制裁的副作用[108]。
其次，俄罗斯反制措施加剧了国际法体系内部的冲突，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表现明显。俄罗斯《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允许对“不友好国家”专利实施无偿使用，直接触及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导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框架遭遇挑战[109]。同时，俄罗斯对西方企业资产的国有化行为明显违反了多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揭示现行制裁体系在法律执行和国际投资保护上的重大漏洞[110]。
此外，中俄两国通过推动本币结算(人民币占俄罗斯外汇储备比重达到14.2%)及SPFS支付系统的合作，为“去美元化”趋势提供了实践范例[111]。这不仅增强了两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战略自主性，也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多极化产生深远影响。金砖国家在此基础上推动扩容，积极构建非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挑战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112]。
综上，俄罗斯的反制裁实践揭示了单边制裁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反噬，同时暴露了国际法及多边投资保护框架的脆弱性，为全球多边制裁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未来研究方向：中俄合作与非西方经济秩序
未来的研究应重点聚焦于中俄两国在深化经济合作与构建非西方主导经济秩序中的关键路径、机制创新及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俄协同深化的合作路径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品牌在俄罗斯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如中国汽车品牌占据俄罗斯乘用车市场约70%的份额，而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自2021年以来增长了约46.6%，形成以“能源--制造”为核心的双边供应链循环。这不仅增强了双方的贸易依赖性，也为推动区域产业链本土化提供了范例，减缓了制裁带来的供应链冲击[113]。此外，两国在规则体系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合作，如联合开发北极航道、推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23年北极航道货运量同比激增85%，这不仅优化了全球航运路线，也增强了两国在国际物流链中的战略话语权[114]。
其次，非西方经济秩序的构建面临多重制度与技术挑战。技术自主是其中的核心瓶颈，特别是在高端芯片制造、航空发动机、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受制于西方技术封锁，突破“卡脖子”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俄应加大在科研投入与产学研结合方面的合作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降低对第三方技术依赖[115]。同时，制度整合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地区存在利益协调和政策对接的复杂性[116]。两大经济平台需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跨境监管等方面形成协同机制，合理分配区域经济利益，以增强合作的广泛性和稳定性，避免因利益冲突导致的合作障碍[117]。
此外，还应关注国际多边体系转型背景下中俄合作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影响。随着西方制裁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非西方国家通过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中俄经济合作不仅体现了“去美元化”进程的实际操作，如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提升至14.2%、SPFS支付系统的推广等[118]，也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及金融体系构建产生深远影响，促使全球经济治理从传统西方中心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19]。
俄罗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实施的反制裁措施，对准备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中资企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实质性影响，涉及法律、供应链、金融、运营风险等领域。俄罗斯对“不友好国家”企业实施资产冻结或征用，中资企业若被误判关联西方资本可能受牵连。例如，某中资能源企业因外资股东背景，在俄项目审批被延迟，企业可能需重组股权结构以规避风险。俄罗斯鼓励本土化生产，中资企业需满足本地化率要求才能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直接导致前期投资成本大幅增加。尽管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短期内增加了中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但也创造了替代西方企业的市场机会，中资企业需在风险与收益间谨慎权衡，借助第三方专业的力量，强化合规能力和本地化策略，实现在俄罗斯市场扎根和可持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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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佳和杨婉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特此致谢!